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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朱熹—《大学》—《“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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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行云流水 2009年04月3日, 星期五 19:17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论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精神:一种三维理性范式观

论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精神

                    —— 一种三维理性范式观

朱国伟

      要:公共行政战略无论在静态的文本意义上,还是在动态的行为意义上,都需要一种朝向公共利益这一终极价值的精神。而这一精神的实现需要一种理性的支持与规约。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精神是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员在行政战略的价值定位、问题认知、工具选择等方面权衡、取舍的思维与行为范式。它是公共行政战略活动的价值意义、运营哲学和行为准则的整体概括。价值理性不断通过事实理性外显化、通过工具理性加以实践的过程就是公共行政战略理性精神的实现过程。虽然,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基础是一种历史的发展,但其只有以融合“价值——工具——事实”的三维理性为基础,才能真正彰显其精神内在。

    关键词:公共行政战略;三维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事实理性

公共行政是需要一些“精神”的,公共行政战略亦不例外。而这种“精神”需要一种理性的思维和方式来探寻,并通过公共行政特有的理性范式来表达、规约。理性是行为主体面对诸多选择的思考、计算与趋利避害。[1]而范式则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范式表达着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员在行政战略的价值定位、问题认知、工具选择等方面权衡、取舍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它是公共行政战略活动的价值意义、运营哲学和行为准则的整体概括。理性范式的选择正确与否,反映着该战略是否以正确的方式解决了符合公共利益的现实问题,这些不仅决定着战略文本的合理性,也决定着公共行政战略行为的合法性。

一、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精神诉求

首先,公共行政战略是公共价值的体现,是公共理性的表达,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定义。因而,公共行政人员与组织不仅是权力载体、行为主体,更是道德的主体和公共利益的实践者。它需要一种价值理性来证明自身地位的合法性,使公共行政战略作为公共行政价值追求、理想信念的表达。同时,公共行政战略的未来导向与前瞻性也需要一种“应然”的价值召唤和价值约束。其次,公共行政战略既需要有历史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面对事实。同时也需要由内而外对自身资源与能力给予客观的自我评价。此外,公共行政也需要对外部环境(需求)进行分析,以由外而内的确定战略资源,及其战略性运用的可能。并通过这种外部观察来发现战略运行中的问题和价值目标实现程度,并适时地修正战略文本。但它既不能以那种“致命的自负”以为自己全知全觉、凭意志行事,亦不能机械化的作外在事务的反应者。即需要一种事实理性来作为支撑。再次,公共行政战略环境的认知需要借助于技术手段,战略价值的实现亦需要公共行政人员“善假于物”,而且一系列中间价值本身也具有工具性意义。公共行政战略都具有“界定目标和目的;处理组织的外部环境,提出一个能协调组织与环境的行动计划;设计有效的执行方法”[3]的过程性特征。然而,这一过程中的界定、处理、设计等等概念都需工具理性的确立。以形成体现公共行政战略特性的手段选择途径与方法。

公共行政战略文本作为对行政生态分析的文字表达,表示业已确立的终极价值和一系列具有工具意义的中间价值;战略行为含义则意味着文本的形成、修改、实现中的现实认知、工具选择、中间结果的价值评判等等。而无论在静态的文本意义上,还是在动态的行为意义上,都需要一种朝向公共利益这一终极价值的理性精神。且内含着融价值理性、事实理性、工具理性(为什么做、需要做什么、怎么做)这一多重选择关系为一体的理性集合特性。价值理性不断通过事实理性外显化、通过工具理性加以实践的过程就是公共行政战略理性精神的践行与实现过程。然而,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精神是历史的产生的,是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扬”与“弃”的结果。在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发展阶段,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精神有着不同的表达范式。本文的主旨即在于通过这种历史的观察,来探寻公共行政战略理性精神的产生、发展以及形成包括价值、事实、工具在内的三维理性范式趋向的内在需求与必然性。

二、公共行政战略的价值理性

理性所涉及的是一种选择,而价值同样存在着主体的选择问题。本文所指的价值理性是指的选择“左”或“右”或“中”的情况,它解决公共行政战略的定向或质的问题。它是一种选择,也是评判好与坏的标准和“应该是什么”的行为方向诉求。只有在价值理性确立之后,事实的认知(或事实理性)以及手段的选择(或工具理性)才有了基本的评价标准。“有价值的战略往往来自组织的深处,……以组织的使命为内在依据。”[4]如布莱森所认识到的,在政府部门中,重要的决策者都是政治决策者。行政战略过程是建筑于政治(价值)理性之上的。这就需要“公共部门管理者不仅像工程师那样关心组织的运作,同时还考虑与组织紧密相关的政治环境,以确定什么是公共价值”。[5]穆尔也将政府战略管理的目的——创造公共价值作为其著作的标题。[6]公共行政战略的价值理性追求不仅因为政治与行政不能截然分开(这成为价值理性诉求的逻辑必然)。也因为在战略运行中,“行政人员在不断地为未来制定规则,不断地确定法律的确切内容和法律与行动的关系”,[7]这成为公共行政战略价值理性诉求的现实要求。公共行政战略无论是在战略价值的确立、战略工具的选择、战略行为模式上都需要符合公共利益。“否则,战略就经受不住道德的检验。”[8]然而,公共行政战略的价值需求来源是多元的,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市场中心主义的效率中心原则。它应该囊括市场、社会、政治、文化、自然环境多方面的需求,体现一种包括效率在内的,公正、民主、公平。单一价值驱动的公共行政战略必然损耗战略资源,影响战略的可持续性,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畸形的,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是不合乎公共行政战略的“精神”的。

其实,公共行政战略这种价值理性的要求,在行政学产生之前,在柏拉图“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中;亚里士多德以正义为基本原则的“善”的政治(城邦)治理中;杰弗逊的民主自治、人民参政等思想中;以及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对公共行政的权力制衡的强调,就已存在着预设。即使在政治——行政的二分法之中,虽然 “思考和行动的目的都被假定为是给定的”,[9]但是可以表明的是对于价值的要求并没有放弃。新公共行政学者沃尔多、阿普尔比等认为公共行政是“一种政治过程”,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思想基础上,他们强调公共行政人员需要一种“精神”,承担起责任,把出色的管理和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准则、需要完成的事情或者基本原理。[10]新公共管理虽然是以“超越党派的工具主义”精神将企业战略管理模式借鉴过来,但是,它“顾客导向”的行为理念可能使其价值理性个人化。对此,《黑堡宣言》和新公共服务作为对新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问题的预防和补充。他们认为公共行政不是简单的工具和价值中立的手段,公共行政者应该追求崇高的目标与道德承诺,考虑长远全民的利益,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追求公平、效率与民主为职责。[11]以公共利益的理性精神替代个人利益的价值理性范式。战略的思考,民主的行动。[12]

在所有对战略的定义中,过程性特征都予以了肯定。然而,公共行政战略并不仅仅是高层管理者确定组织的长期方向,设定特别绩效目标的过程。而是一个整合了纵向的多层次政府组织和横向多个政府部门的过程。“它不仅定义和显示了组织的价值观点,而且,通过这一价值将所有成员凝聚起来。”[13]如果没有价值理性的整合,战略的这一实施过程将难以保证组织行为的一致性。缺乏价值理性引导与协调的政绩行为、攀比行为的集合,必然会导致哈丁所说的“公共地悲剧”,或者默顿所说的“有目的行为的不期望之结果”。尤其在传统的官僚制时期,由于受到层级节制的组织控制,公共行政官僚用个人的价值理性去认识公共的价值理性,这不仅是一种主体替代和价值替代,更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替代。这种替代带来了往往是错位的价值理性引导下的无价值的行为。为了达到整体利益的提升,公共行政战略必须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协调,不能只满足单一目标群体的特殊需求。无论在内容还是过程上都必须保持一定的公开性,让公民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参与、监督、检查。然而,盲目追求价值理性的过度“政策与计划不仅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益处,反而还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政府自身造成的公共问题比所解决的问题还多。”[14]公共行政战略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只有在事实理性的基础上通过工具理性原则来实现,否则这种价值理性的追求是“柏拉图式”的,也同样是盲动的。

三、公共行政战略的事实理性

共行政从其产生来看,是一种“应然”的领域,但是,它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又处于“实然”的世界之中。[15]公共行政战略不仅是一种纵向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也是一种横向的协调与整合过程。是为实现行政战略对行政系统内部与外部行政资源调动与运用的过程。“任何组织都需要注意外部世界,因为在那里可发现组织的关联因素、机会和威胁。”[16]事实理性是对行政环境、行政事务在价值理性指引下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认识过程。是对公共行政生态微观、中观、宏观各个层次的一种总体性的观察。事实理性的追求是为了更准确的确认公共问题,以更高效的回应,满足公共利益要求。基本任务就是运用系统思考和特定的分析模式或工具,分析影响组织的内、外部系统以及在这一特定系统背景下的优势与不足,了解机会和威胁,从而奠定战略规划的基础。纳特和巴可夫在《公共部门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一书中认为,公共行政“战略管理处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即为面临着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未来的组织定位。”[17]事实客观的“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以强制性的力量强加于个人,而不管个人是否愿意接受”。[18]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固然可以说某决策是‘好的’,但是,要说它是‘正确的’或‘真实的’还需要进一步证明。同时,多数价值判断都是依据中间价值做出的,而中间价值本身就包含事实问题。[19]为了证实与权衡这些价值,有必要了解这些价值引导下的工具选择所导致的客观后果,亦即事实理性的确立。然而,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政治—行政二分,加之官僚组织的“价值中立”原则,公共行政外部环境的认知任务单属于政治官员。公共行政机构仅仅机械化的执行上级的指令,作为一种“单向度的人”在事实理性上是无意识的。同一机构内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在组织图上说明的,如果有协调也由其共同的权力机关按照官僚制的等级方式进行[20]。这种自我封闭的组织模式,逐渐失去了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合法性也逐渐流失。

事实理性要求公共行政系统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性的信息沟通,才能准确了解外部行政生态环境,针对不同的环境权变行为方式、方法与行为选择,及时解决公共问题或者进行自身得不断更新,以保证组织自身在多变的环境之中具有功能上的适应性与存续的可持续性。也只有开放的由外而内的观念,公共行政才能知道该做什么,而不至于无所适从。受到传统公共行政工具理性范式所带来的社会危机的推动,以帕森斯、卡斯特、罗森茨韦克、高斯、里格斯等为代表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公共行政适应环境的权变观念与生态观念,推动了系统权变行政学的发展。[21]行为主义的先驱福莱特强调权威的实施只能根据每种形势的事实来确定而不是上级控制下级。达尔、巴纳德等对环境对行政原则的决定作用以及环境因素对组织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西蒙倡导行政学的实证主义研究途径,强调行政决策中的事实因素。新公共行政学者也指出,“公共行政的精神不仅是内隐的,也是外显的,它与公共行政的环境,与不断变化的公共行政的环境与公共行政实践之间的互动有关。官僚的态度、信念、规范、价值观与行为方式都来自于这样的环境。”[22]强调公共行政活动中的对话与参与。从而推动着公共行政战略事实理性的生长。但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这种事实理性是“顾客导向”的,这虽可能意味着较高的效率和“回应性”,但是,“顾客导向”是朝向个人主义、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的,它不等于公共利益导向,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相冲突的。地方保护主义即是这种理念的负面后果。公共行政战略对事实的认知与对象问题的选择,需要在价值理性的引导下完成,否则公共行政战略任何活动都是没有社会效益或难以开展的。

同时,事实理性不仅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钱德勒在他的《战略结构》一书中指出:环境决定战略,战略决定组织结构,组织结构要适配、服从于战略;战略的改变会导致组织结构的改变[23]有什么样的战略,就应有什么样的体制、结构。这是因为公共部门的管理体制、组织结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如何制定公共目标和公共政策,而且还决定了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24]公共行政战略的内部事实理性目的即是认识自身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由外而内的去除战略劣势,发展组织的特色战略。实现纳特所说的战略重新定位和战略转换。[25]公共行政人员应该是积极的适应着,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要对基本的信念、态度和行为、结构和方式进行调整,从而获取一种面对各种问题持续改善的能力。公共行政组织要具有资源开发的意识,并开发将资源战略性运用的能力。提高对战略环境的适应性能力,和风险抵抗能力。根据自身资源与外部资源及环境,有选择性的针对公众需求进行战略规划。使公共行政战略“既有很高的预见能力,又有很好的对意外事件的反应能力。”[26]但事实是“实然”问题,它不等于“应然”(价值理性)。亦即我们用针对既有事实所选择的正确方法,有可能远离了价值需求。进而,事实又常常具有偶然性,缺乏价值理性的指导必然使公共行政陷入“竭力应付”的局面。“行政国家”下全知全能的角色认知必将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不仅沃尔夫所指责的非市场缺陷成为必然,也必然招致公民对自身合法性的质疑。

四、公共行政战略的工具理性

当公共行政的目的、手段及其附属物从工具意义被理性地加以考虑和权衡,即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27]工具理性是在对事实或现实考察的基础上的一种方式、方法选择。它所追求的是行政行为的经济、效率、可持续。从霍布斯、汉弥尔顿等人那里开始公共行政就作为防止“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工具。而自威尔逊提出行政应独立于政治后,古德诺、怀特等将这一思想以“政治—行政二分法”加以发展。认为公共行政应该成为“价值”与“事实”二分的“价值中立”的科学。决策是立法部门的事,行政部门只管执行,不负责决策,其使命是实现经济性和效率性。[28]威洛比、古立克等则认为公共行政是在一系列原则指引下的,在任何背景下都起作用的工具,而把民主仅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对待。[29]韦伯把纯粹的官僚形式作为实现这一最高效率的、最理性的方式。[30]此时的行政学研究 “凸显出一种科学主义的定位与价值倾向,它关注的主要是行政的功能合理性而不是组织的终极目的和价值”。[31]在集中于工具选择的目标时,把价值问题排斥在其视野之外,根据技术化的思路去解决出现的问题,追求效率。[32]公共行政变成一个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的技术问题。公共行政人员亦成为一种“机器人”,机械化的按照“效率”中心的工具理性行事。在这种模式下,公共行政战略仅仅如小汤姆森所说的是高层管理者的事情,而低层机械化的执行。

公共行政战略作为一项公共行政的技术本身就具有工具理性的意义。同时,从动态来看,公共行政战略需要一种工具理性的策略支持。弗雷德·大卫将战略管理过程描述为企业进行重大决策所使用的客观且合乎逻辑的系统方法。[33]swot”分析法、“pest”分析方法、平衡计分卡等方法的运用以及流程再造、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的建立等就是如此。否则,公共行政战略将永远停留在文本阶段。即使行政战略文本——战略规划的形成也离不开工具理性的支撑。尤其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环境下,不借助于技术手段公共行政人员就会陷入信息的垃圾桶而无所适从。技术、工具理性确实可以给政府带来很高的效率,但是,它也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即政府在执行错误的政策方面也变得效率越来越高。[34]并使本来就具有专业化优势以及信息等资源优势的官僚地位更加不可撼动,加剧了对专业化的官僚人员的监督难度。这一忽视民主、宪政等价值理性,为实现“经济”、“效率”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工具理性原则的公共行政,一定程度上成为“盲动的理论”。在实践上,出现“本末倒置”以及沦为“暴政”的工具的可能和现实。

这一工具理性的追求即使在沃尔多、弗雷德里克森的新公共行政时期以及万斯莱等《黑堡宣言》以后,乃至当前以治理冠名的整体治理、协作治理、网络治理等等阶段,都没有受到致命的挑战。新公共管理运动仍是工具理性主导的。它是基于管理主义(以公共选择理论、新泰勒主义、经济人假设为基点)的制度创新,其改革的着力点在于通过市场手段来提高管理的有效性。“非政治化和企业化的观点,是新公共管理的根本”。[35]因而,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又称为“企业家政府”。战略管理技术正是基于此被借鉴到公共行政部门。但是,很明显的是,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经济时期的我国在公共行政手段选择上是存在差别的。亦即工具理性选择的既取决于事实要求,也取决于价值导向。只有建立在事实理性基础上的工具选择才具有可行性,才能发挥其预期价值。同时如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所要求的工具理性的手段选择应与目的(价值理性)相互平衡。如果“把过多的资源消耗在维持社会治理的工具理性方面,而忽略甚至牺牲了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和目的本身,必然导致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缺失。”[36]“如果民主过程被看作只是取得胜利、支配他人的斗争工具,民主社会就不可能实现长期的活力。”[37]而且,当公共利益成为政治家和官僚获取私利的手段而不是公共行政的目标时,这种所谓的“效率”越高可能偏离公共利益越远。

结语、公共行政战略理性范式的三维趋向

一直以来公共行政的理性原则受到了诸多批评,然而,我们认为批评家所真正针对的不是行政行为之中的理性,而只是对于单一理性范式追求或者工具理性过度彰显的批判。我们虽对于公共行政战略的价值理性、事实理性、工具理性精神进行了分立表述,但是,这种历史的审视也可以告诉我们,公共行政战略需要的是价值——工具——事实相结合的三维理性精神。基于工具理性的事实理性才更可靠、更真实;价值理性才有实现的可能而不致于成为空中楼阁。基于事实理性的工具理性才能更加符合公共需求,更具有实际价值;价值理性才能避免过左过右的问题,对价值理性的追逐更加具有可行性,而不会成为“柏拉图式”的追求。只有这样才可以把麦考斯怀特所期望的将“情感、价值、客观性和事实与经得起考验的实验行为合为一体”。[38]这将使传统官僚制下,丧失自由和创造力的“单向度的人”从“牢笼”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价值理性。也真正的把公民作为主权者的人来对待,注重公民的参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倡导公共利益的实现。从而使公共行政战略的“精神”具有了思想上的理想性,行动上的现实性和方法上的可行性的结合。

同时,我们也发现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精神的追求是受历史限制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39]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不均衡发展的我国来说,政府在战略价值定位、战略问题认知、战略工具选择上必然存在多元化,这对我国公共行政战略三维理性精神的实现提出了挑战。其次,层级化的政府体系,过程性的公共政策,使得公共行政战略行为在不同层次上、不同阶段存在着理性冲突的可能。加之人的能力有限性、技术手段选择的限制、环境变化的复杂性等等因素,都使得公共行政战略三维理性的实现有程度上的限制。再次,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对于“嵌入”文化之中的公共行政组织与人员来说,传统文化对其理性精神生成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1] r.a.dahllindblom.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he welfare[m].n.y: harper &brothers, 1953:38

[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7

[3]barry bozeman and jeffrey d.straussman. public management strategies[m].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90:4.

[4]c.w.l.希尔等.战略管理[m].孙思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8-11

[5]转引自陈振明.公共部门战略管理途径的特征、过程和作用[j].厦门大学学报,20043:5-14

[6]mark h. moorecreating public value :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7][29][]罗伯特•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m].项龙等译.北京:华夏出版集团,2002:51,65-68

[8][]小阿瑟·汤普森等.战略管理[m].段盛华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63

[9][]怀特、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m].刘亚平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3

[10][]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论新公共行政学[a].载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98

[11][]加里•万斯莱等.公共行政与治理过程[j].段钢译.中国行政管理,2002(2):26-29

[12][]珍妮特•v•登哈特等.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0-41

[13] d.irwin.strategy mapping in the public sector.long range planning ,2002(35):637647

[14][]史蒂文•科恩等.新有效公共管理者[m].王巧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

[15][]马克斯•韦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m].李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3

[16][20][]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彭和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223,225

[17] paull c.nutt and robert w.backof,strategic management of public and third sector organization:a handbook for leaders.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2:58

[18][]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4

[19][]西蒙.管理行为[m].詹正茂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51-58

[21] 蔡立辉.论公共行政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与政府行政摸式转换[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1.

[22][]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

[23]chandlera.d.,strategy and structure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enterprise,cambridge:mam.i.t. press,1962:217-266

[24]汪大海.试论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十大误区[j].中国行政管理,2004(6):19-23

[25]张钢等.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研究的主题和方法[j].浙江社会科学,2005(2):223-225

[26][]明茨伯格等著.战略历程[m].刘瑞红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9

[27][]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8][]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张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8-52

[30][]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48

[31]金太军.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j].江海学刊,20006):37

[32]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3][]弗雷德·r.大卫.战略管理[m].李青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8

[34][]菲利克斯•尼格罗、劳埃德•尼格罗.公共行政学简明教程[m].郭晓来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0-21

[35][]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4

[36]汪大海.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回应与平衡[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4)1-6

[37][]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m].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169

[38][]麦克斯怀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m].吴琼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4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2

- 作者: 行云流水 2011年05月19日, 星期四 09:51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与其敬畏历史,不如敬畏人民

与其敬畏历史,不如敬畏人民

——纵谈人民为什么“选择了共产党,抛弃了国民党”

王也扬

    人民也曾选择过国民党,否则它的北伐就不会成功,它就不会在全国掌权。可是到了1949年,国民党在三个大问题上丧失了人心

    我们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切不可躺在“历史选择”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而要谨记“人民选择”是时时刻刻的考验,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与其敬畏历史,不如敬畏人民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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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选择说到底就是人民选择,但这两个概念又不是完全等同的。可以这样说,历史选择只是过去式;人民选择则不仅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将来式。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党内干部,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有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与其敬畏历史,不如敬畏人民,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少奇同志说过的话。人民选择与历史选择,就是这样一种既有重叠,又不完全等同的因果关系,不可弄颠倒。

  纵看中国近代史可以知道,人民也曾选择过国民党,否则它的北伐就不会成功,它就不会在全国掌权。可是到了1949年,国民党在三个大问题上丧失了人心,这三个大问题是:和平问题;腐败问题;民生问题。国民党不要和平,发动内战;又将腐败进行到底;且不顾民生。这样,它让人民彻底失望了,人民终于抛弃了它。中共则高举反内战、反腐败、反饥饿的大旗,获得了人民的拥护。

  先说和平问题。经过8年抗战,人民颠沛流离,流血牺牲,迫切要求和平建国,休养生息。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大众的最主要诉求。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不是没看到这一主流民意,也不是不知道发动内战会丧失人心,但他又有一种侥幸心理。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中,唯一在战后发生了内战的国家,使人民再受巨大苦难,并导致了神州分裂,对此国民党要负主要责任,它也因为内战失败而离开大陆,退守台湾。

其次是腐败问题,可以说腐败是国民党丧失民心的又一主要原因。说来国民党也是革命党,革命党是讲信仰的,所谓救国救民,舍生取义。信仰重不重要?很重要,但光靠信仰,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电视剧《潜伏》里面的那个李涯李队长,到最后还说要坚持信仰,可是他的上司吴站长却拼命在那里搂钱,一看时局不利,就让老婆往广东转移财产。吴站长说他年轻时也有理想,后来“看穿”了。《潜伏》这部电视剧受欢迎,说明它反映了那么一点历史真实。国民党的中层干部如此这般,高层干部呢?以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革命”汪精卫为例,当年在反清革命中,汪到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任务,事败入狱,那是九死一生,他的绝命诗写得慷慨激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应该说是信仰使然。可是后来,汪与蒋介石争夺最高权力,最后竟然出走当了大汉奸!

  国民党的腐败,主要是权力腐败,在掌权前情况还好。那时改良派梁启超等人和革命派辩论,梁说你们革命派如何保证在革命后把权力还给人民呢?孙中山很自信,他说我们革命党人都有美丽高尚的人格,这是最根本的保证。孙有几分天真,他的制度设计也有疏漏,他把革命后“还政于民”的过程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政”,也就是军管;第二阶段是“训政”,即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训练人民;第三阶段,才是把权力交还给人民的宪政。蒋介石就抓住训政不放,搞他的独裁统治,说人民程度还不够,宪政条件还不成熟。

  国民党腐败的恶性发展,还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因为国民党领导抗战有功,威信高了,权力跟着膨胀,腐败也随之发展。

说到国民党领导抗战,确切地说,它领导组织了正面战场的抗战。所谓“正面战场”,是抗日战争史中的一个专门名词,其历史背景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时,国共之间曾有战略分工,中共善于打游击战,就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敌后战场;国民党指挥正规军,正面迎击日寇,这就是“正面战场”一词的由来。八年间,正面战场兵团级的会战,像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等打了20多场,大规模战斗也发生过上千次,我方伤亡官兵达300万人以上,这是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不朽历史篇章!当然国民党错误没少犯,败仗也没少打,那是另一回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经手大量敌伪财产,于是贪污贿赂,大发其财,民间有“五子登科”之说,什么票子、房子、车子、女子……尽入私囊。中共说老百姓头上有三座大山:第一座帝国主义是外来的;第二座封建主义是古代留下的;第三座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国民党搞的。它是党国体制,官商不分,还垄断。蒋经国在上海反腐败,“打老虎”,结果打到他亲戚孔令侃,宋美龄一个电话,这腐败就反不下去了。影片《建国大业》里面,蒋介石叹道: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这话虽是编导加的,历史资料里蒋没说过,但历史背景不错。国民党在腐败问题上确实陷于两难,走投无路。

  中共旁观者清,看明白国民党的腐败是由于权力不受制约,于是提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共还促成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协议设计了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这是中国走向和平民主的一次难得机会。可惜政协协议被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否定了。

  国民党当时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这本小册子书名叫《中国之命运》。蒋介石在书中说:我们国民党领导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又领导抗战……一句话,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显然,这种思想,就是中国传统的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逻辑。《中国之命运》一出版,就遭到包括中共在内的全国舆论的批评。我的同事、民国史专家邓野先生最近有一本专著,书名叫《民国政治的逻辑》,说得具体些,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在民国时期的表现。这种逻辑,简单说来就是打天下坐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这句话,是他从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毛说中国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全党同志都应该牢记。

  战后美国曾派马歇尔将军来中国调解国共矛盾,这位马将军想得简单,他说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都有光荣的历史,也各自代表了一部分群众利益,正可以互相监督、轮流执政,像我们美国那样搞成两党制不是很好吗?可是美式民主在中国压根没有基础,马歇尔的调解以失败告终。

第三是民生问题,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里面,也是有一条的。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思路也很正确。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土地问题是根本之计。可是国民党长期拖着不办。倒是中共在战后适时下达“五四指示”,颁布土地法大纲,说干就干地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自然站到了中共的旗帜下。后来国民党败退大陆,痛定思痛,在台湾搞了土改,这对台湾的经济起飞意义很大。我们今天去台湾旅游,可以到离台北不远的农业大县宜兰参观,那里的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生活富裕。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新史学的第一位理论家,他说:史学的意义,就在于“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而近代以来的历史是离我们现代人最近的一段历史, “殷鉴不远”,正是学习这段历史的意义所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最近发出指示,要求广大党员认真学习党史,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切不可躺在“历史选择”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而要谨记“人民选择”是时时刻刻的考验,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 作者: 行云流水 2011年05月19日, 星期四 09:49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朱国伟:适度高房价有利于中央宏观调控

适度高房价有利于中央宏观调控

朱国伟

首先,我是赞成合理的提升房价的,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个标准是什么。但是,我认为,房价过低或者比较偏低,受益的绝不是社会中下阶层成员。试想,房价偏低,社会上层人员就有更强的能力投机性的购房、炒房,从而带动住房价格的提升。进而,这种虚假的住房需求又带动了房地产业的泡沫型发展。形成了高房价与社会中下层消费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并有可能影响社会情绪,带来社会稳定。

其次,如果房价比较低,在住房资源的社会竞争之中,处于中下层尤其是下层住房需求者的住房需求可能并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因为,房地产开发商更希望以高房价的商品房来获取更多的利润。且不说,这其中还有地方政府的影响。

再次,房价的高与低都有一个界限。低房价在短期内可以有效的满足社会需求,获得百姓一致称好的局面。但是,长远来看,短期内的低房价却造成了有限的土地资源的浪费,并不利于合理使用土地资源和实现房地产业以及住房供给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当住房价格比较低的时候,中央政府缺乏进入房地产业调控的社会舆论支持。更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因为,这是社会民众以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所在。然而,保持适度的高房价,或者说房价的上升,为中央政府出面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舆论支持,并有了社会合法性。尤其是中央媒体的宣传带动效应十分明显。此时,中央政府可以形成与地方政府之间博弈的优势地位。

高房价有利于宏观调控,反过来说,就是有利于控制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和炒房集体的投机行为。因而,有利于在保持房地产总量的情况下,保持房地产秩序并压低房价。同时 ,中央政府通过这一调控措施,可以更好的控制土地流转、土地资源规划,因而,也就有利于调适房地产业住房供给结构。进而可以更为有效的提升满足城市社会中下阶层的比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棚改房等保障性住房体系内住房类型的供给能力。

同时,通过房地结构调控能力和供给能力的双重提升,也就有利于房价的控制。形成涵盖享受型住房、基本消费型住房以及最低保障型住房在内多层次住房结构,以及高、中、低甚至免费的多层次住房价格体系。因而,房地产发展的有序性也就得到了维护,公民的需求也得到了相应的合理性满足。

最后,欣喜的看到,中央政府开始动手调控了。新华网、人民网的舆论制造功能在前几天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开来还是言中了,呵呵。

- 作者: 行云流水 2010年04月15日, 星期四 09:42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朱国伟:央企不宜盲目退出房地产业

央企不宜盲目退出房地产业

朱国伟

    当我用这个题目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肯定会有很多人心里已经开始质疑了。央企尤其是那些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争夺地王还有道理了?

答案自然不是那么简单的。此处表达一下个人观点,由于知识所囿,不足之处垂请诸位指正。

首先,央企并不是房地产市场秩序的罪魁祸首。

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住房问题以及房价问题在国外发展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在我国的港台地区更是一样。而且,“蜗居”这个词在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广为流行。在转型社会,随着工业化发展,城市化的发展,经济需求以及社会需求的膨胀速度往往是快于市场的供给能力的。尤其在稀缺性资源市场,这一供需矛盾体现的更为明显。换言之,央企作为一种利益实体,即使它不进入这一市场,其他的企业自然也会进入。而且,地王的标的也不会低。这是由土地资源这一要素的性质决定的。

其次,央企并不是房价攀升的真正影响因素。

如前所述,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房地产企业获得这一资源的竞争过程之中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必然比较高。这并不是由企业性质决定。企业只是市场运行的一个组织载体,在后发型市场发展模式中,市场的真正调控主体是政府。换言之,剔除房价由于土地资源内在特质所导致的对房价的影响之外,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土地资源管理体制成为房价影响的最为主要的外在因素。这就是大家目前熟知的土地财政问题。土地财政问题的始因不是此处探讨的主题,但央企作为政府调控的一种组织机制,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其行为主体在于政府,政府不改,央企退与不退对于房地产市场以及房价不会有很大影响。

第三,央企果真能一下子就退出房地产业?

很难理解一个企业在进行投资之后可以迅速抽离。稍微有一点经济常识的人估计都不会相信。毕竟资金的流转需要时间,项目的运转需要投资主体的钱来支撑。且不说央企愿不愿意退出,央企与之合作的房地产企业会同意其违反合同撤离吗?银行等金融机构会同意吗?再进一步说,央企退出了,假如没有社会资金的及时替代,所造成的资金短缺如何解决?这真的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吗?显然不是,也显然,我们的直觉情绪影响了我们的理性思考。再者,央企为何能进入房地产业?这一行为的推动者估计也不会能甘愿放弃其中之利吧?这需要一种压力机制来推动。

第四,央企急速推出房地产业就是合理的吗?

如前所述,央企退出之后如果没有资金的及时弥补。在建的房地产项目可能缺乏资金而停建,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房地产供应不足的可能。房价不降反升了。同时,房地产企业为了寻找资金可能会向社会集资,但由于社会投融资机制不健全,又可能造成社会资金的盲目流动,而衍生房地产业的非法集资问题。因而,央企即使退出也是需要节奏的,需要相应的保障机制来加以支撑。

第五,盲目退出并不利于房地产市场调控。

房地产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产业,政府的调控在国内外都是必须也必然介入的领域。假如央企退出房地产业,那么这一行业除了市场机制自身的作用意外,政府所能仰赖的就是法律机制、金融机制、行政机制。然而,法律难道目前没有吗?房地产公司所做的是违法的事情吗?显然都不是的,他们都是按照成本收益的市场原则来行事的。毫无违法之嫌。当然,且不管其在具体运作过程之中的所为。再看金融机制,前以提及,确实目前我们存在着政府资金对社会资金的排挤问题,以及社会资金动员不足的问题,还有金融资金流转的监管不足问题。但是,房地产业目前能如此的运转看来不差钱,而且,假如加大了房地产的金融调控力度,说白了银行不贷钱给房地产公司盖房子,那是否会造成如前所述的房地产供需不足,价格反升的问题?此外,行政机制的直接管制所导致的急刹车,自然不是有效合理调控选能首选的。

央企作为房地产市场的一种政府嵌入机制,实际上有利于政府对这一市场的有效调控。首先,央企是作为一种市场化的企业存在,它有利于利用市场机制来干预或者影响其他企业的行为。比如,即使在地王的争夺之中,央企如果能通过标王的身份来承担土地二次转让的成本,实际上有利于调控房价。其次,央企作为一种政府管制的机制,他可以有效的贯彻政府的房地产业调控政策。比如,央企虽然可以拿到地王,但是,他可以引导住房建设结构的调整。当然,这些又都是其行为主体,政府所牵制着的。换言之,政府所要认识到的是,央企确实不宜对房地产业进入过度,而谋一己私利。另外,政府也要善于利用央企这一宏观调控的手段来干预市场,来实现自身的政策措施。

概言之,央企需要的不是简单退出,而是功能性的调整。

- 作者: 行云流水 2010年04月11日, 星期日 11:34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总理谈公平 学者释正义——陈少峰《正义的公平》书介

总理谈公平 学者释正义

——陈少峰教授著《正义的公平》关注弱势群体

20103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在举国关注弱势群体问题之际,一些学者则从纠正正义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社会正义的发展模式。例如,关注弱势群体问题的实际解决,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北京大学陈少峰教授近期出版的研究伦理学与社会哲学的新著《正义的公平》(人民出版社出版)系统研究了中国正义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和方法,提出了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若干具体的对策建议。

陈少峰教授指出,所谓的“弱势群体”,是指在正义权利实现过程中,因为没有得到社会资源受益的均等机会和权利分配上的基本权利目标,从而在境况上处于恶性循环状态的社会成员群体。弱势群体是和强势群体对应的一个概念,强势群体则是借助某些特权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的群体。

陈少峰教授指出,造成弱势群体处境的原因很多,具体包括:其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农村和城市居民权利不平等的二元结构;其二,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帮助弱势群体强势群体的投入不足;其三,强势群体剥夺了部分弱势群体的公平竞争机会;其四,公共政策存在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即工资税负重、资产税负轻;其五,社会风险转嫁给弱势群体;其六,社会缺陷如污染、不安全、企业不负责任等因素和天灾人祸的后果等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其七,小部分官员腐败、欺侮弱势群体;等等。

陈少峰教授同时指出,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关注弱势群体问题,并且陆续出台了许多改善民生、促进民主和法治等重要举措。为了更好地完善“中国特色的正义制度”,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需要在以下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对策和措施。第一,政府加大提高公民基本福利和促进收入提高、增加就业培训的举措,实现更多的转移支付以解决教育、卫生、环保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弱势群体福利。加大资产税负征收比重,提高各类社会救助和和贫困人群的重病补贴幅度。第二,以纠正正义的方法,实现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如就业和公平竞争的保障,纠正强势群体独占社会优势资源的状况。第三,立法强制地方政府按照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收入用以建设廉租房,改善各类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条件。第四,制定包工单位全面预付金标准,全面解决农民工拖欠工资问题,解决农民工子女就业所在地的义务教育。第五,提高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员工和人员的工伤、职业伤害等的赔偿标准。第六,调低垄断企业员工的收入幅度,强制垄断性国企聘用一定比例的贫困家庭大学生和研究生。第七,强制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必须包含录取一定比例的乡村中学高中生。第八,中央政府加大对县级干部的直接考核和监督,同时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官员升职的基本考核标准。第九,扶持和奖励旨在促进弱势群体福利的各类ngo和慈善团体的成立和开展活动。第十,促进基层的法治,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力度。

著者简介:

陈少峰,男,19647月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1980年起先后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南京大学哲学 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1991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3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 1993年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伦理学、管理哲学与企业 伦理、文化产业。

 

- 作者: 行云流水 2010年03月24日, 星期三 17:23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调查显示:近九成公众期待代表委员超越阶层局限

调查显示:近九成公众期待代表委员超越阶层局限

20100304 07:39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最期待代表委员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重视社会公平和以全体人民利益为重的人

    “在全国两会上,每条建言都可以视作一种国家利益诉 求。”33日晚,在民意中国网留言板上,一名网友说出了自己的困惑:这几年,给富人减个税富二代正名等呼声,总是一出即火;而有关工人、农民和普通教师的声音却较少人关注。这种状况,今年是不是能少一点?

    截至3321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中青在线和新浪网,对11370名青年网友实施的专题调查显示,88.9%的人和那位网友一样,正期待更多代表委员注意超越职业或阶层的局限,站在全国和全体人民利益的高度考虑自己的提案、议案。

    民众焦虑:代表委员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丈夫应给做家务的妻子发工资建议关闭社会网吧这些提案也能拿到全国两会上?一看到今年又出雷人提案,北京市民孟媛媛感到很纠结,人大代表是人民选的,政协委员多是见识能力、事业成就得到社会 广泛认可的,上会前,他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琢磨老百姓眼下对他们的期望,国家有哪些最紧迫的大事,应该怎么办?

    公众期待代表委员是什么样的人呢?民调显示,三种人凝聚民众共识最多:首先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实事求是的人77.7%);第二是关心民生,重视社会公平的人74.5%);第三是以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利益为重的人74.1%)。

    “只要有为老百姓着想的意识,就能在会上替他们说一些 话。歌唱家关牧村当全国政协委员快30年了,今年上两会仍然觉得很有激情。她近几年的提案基本都是有关环境保护和给农民减负的,她说:我们有责任和义 务,把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反映到会上,而不是像摆设似的。

    全国人大代表、企业家冯燕,最近每年都抽出一两个月进行民生问题调研。她认为,好的提案议案首先要有从全国角度着眼的意识,还要深入最基层,多听民众的呼声,经过充分考察、调研后最终形成一份完整的建议,这样才会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

    对冯燕的观点,民调显示出很高的认同度:70.0%的人期 待代表委员是扎实调研,反映问题说真话的人。另外,还有43.2%的人希望代表委员是关切国家财政预算、决算,既能建言也有监督意识的 人41.3%的人期待代表委员是以专业水准参政议政的人

    “建议、监督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如果只是露个面,什么 意见都不发表,还来开会干什么?全国人大代表、律师许智慧发现,每年两会上,大家表决问题很少出现过全票,有不同意见很正常,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有一些人不发表意见,也许不是不想发表,可能就是没话说,所以代表委员需要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民意中国网一位网友留言:代表委员不仅是一种身份和荣誉,两会更不是秀场。虽然他们不是社会弱势群体,但也要能为弱势群体着想,超越自然人的身份和所属群体利益,自觉关心国家发展大计和人民的利益表达,不仅要反映问题,还要贡献真知灼见,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

    学者看法:不要奢望全体人大代表都能超越阶层界限

    “我们教育界别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大学教授,来自中学的是极个别,小学根本没有,来自农村学校的也基本没有。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发现,政协委员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少有来自基层的,底层的声音很微弱。

    作家冯骥才委员则感觉,在以前的政协会议上,大家议政成分 很大,议论很多;而现在,直接的可操作的建议多了,社会参与性明显越来越强。不过,他也表示,目前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一般都是名家,年龄大多在40岁以 上。这种背景的委员在思考问题时不应该只局限于本专业、本阶层,要把方方面面都联系起来,从宏观角度看自己关心的问题。

    调查显示,52.9%的公众认为,代表委员应该是能超越个人所属群体利益建言议政的人。更有88.9%的人支持代表委员超越职业或阶层局限,站在全国和全体人民利益的角度考虑提案、议案。

    “在利益格局分化的今天,不要奢望全体人大代表都能超越阶 层界限。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毕向阳博士开门见山地说。他提到,近几年的两会上,来自某些利益群体的代表立场鲜明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对立法决策过程产生了实质影响。他认为,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问题在于,不同群体的表达不平衡。就从代表构成来看,官员、商 人、各类精英人士占了很大比例,相对而言,真正来自基层、底层弱势群体的代表很少,也很难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实,这跟媒体也有很大关系。不少记者爱追星,热衷 跟名流对话,喜欢传播刺激性的声音,相对也就忽略了为老百姓说平淡无奇老实话的那些代表委员。民意中国网一位网友指出,近年媒体将代表委员明星化、 娱乐化的报道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代表委员的角色错位。

    去年两会结束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民意调 查显示,两会上确实存在不少被忽略的声音,比如老人(29.9%)、自由职业者(29.7%)、下岗失业人员(29.4%)、城市乞讨流浪人员 (28.5%)、城市低保家庭(28.1%)、孩子(26.5%)、精神疾病患者(21.0%)、残疾人(19.7%)、农民(16.8%)、农民工子女 (17.4%)、中小企业主(10.1%)。

    “应该适当调整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表比例。毕向阳 建议,强化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在代表各自社会群体利益作用的同时,吸纳一些草根NGO代表。另外,也可以适当吸收一些为弱势群体利益吁求的公共知识分子。关键在于能否在两会这样的平台上,通过一套更加公开透明的机制,重建社会公共性,扩大民主参与的渠道,让更多声音发出来。

    “代表性的完整,不能简单地靠缺什么补什么。天津市 司法局团委书记金鸿侠说,她不赞成机械地增加弱势群体的代表名额,因为有些人限于自身能力和教育水平,不见得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群体的意见和状况。不过,从事青年工作的她,却不讳言自己很期待有更多优秀青年加入到两会代表委员的队伍中。她认为,现在的青年代表委员偏少,其实,青年有干劲,思想更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也更敢说话

    代表委员尤其需要增加对国防安全的边界条件的理解

    早年刚当政协委员时,冯骥才的提案多与文学界的问题有关,近些年的提案则从国家文化战略和社会文明角度上考虑得更多。他觉得,代表委员的关注不能仅限于国内民生等问题,还要以全球化的视野思考国家战略问题,考虑怎样保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能力。

    “代表委员尤其需要增加对国防安全的边界条件的理解。央 视特约军事评论员宋晓军说,比如到2050年我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至少有8亿人是城市人口,这些人是要住房的,砖瓦灰石能在国内解决, 但是钢材、塑料跟石油矿业有关的相当一部分是要从海上来的,海上安全就非常重要。可以这么说,我们海军的建设,跟‘90‘00年轻人的住房都是 有关系的。

宋晓军认为,国防工业和整个国家工业的竞争力关系也很大。如果我们的北斗导航卫星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建立起自己的导航系统,再把这类技术植入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出优势产品形成产业,就能进一步带动后续的服务业,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 用军工技术带动整个工业、产业技术创新,各个国家都是这么做的。核心技术带来的不仅是国家军事安全,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安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赵成根表示,如今的两会代表 委员,确实应该高度关注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防体制的改革。自古以来,欲强国必先强军,这一点在全球化时代丝毫没有改变。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 队,才能在未来长期发展过程中,确保国家安全和百姓安宁,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富强,中国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中担当起我们应该担当的领导责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导力量之一。

    “我国过去30年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以民用为核心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使普通百姓普遍受益,是非常成功的国家治理理念。赵成根说,但是,现在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两者之间没有建立直接的关联,从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保障国家核心利益角度来看,还是应该富国强兵。

    本次民调显示,39.8%的公众期待代表委员是高度重视中国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人。(记者 马明洁 王聪聪 韩妹)

- 作者: 行云流水 2010年03月4日, 星期四 09:51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再回博客网之“公行天下”

    有多久没有在这里写东西,发文章了。看看日志才知道。曾经多么喜爱的自留地,多么亲睐的博客网,如今却成为鸡肋。博客网如此大的用户群基础,为什么就被博客网给糟蹋了,真不知道到底博客网怎么想的。“杯具”啊,呵呵。新年了,纪念之。

- 作者: 行云流水 2010年03月2日, 星期二 16:04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杨善华: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

杨善华: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

2009420日 11:36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摘 要:本文认为,现象学社会学对定性研究实践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由现象学的内涵所规定而强调的一种积极的认知态度。而这种积极的认知态度一旦被贯彻,就会给我们的研究乃至学生培养和训练带来一种革命性的改变。这样一种认知在研究实践中经由感知与洞察得以完成,从而获得对现象的意义的相对深刻与准确的理解和解释,由此也给出了现象学社会学将日常生活作为其主要研究领域的原因:日常生活即是生活世界的中心,而由社会行动者(包括他们形成的主体间际)及其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所组成的生活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个意义的世界。

关键词:感知 洞察 现象学社会学 日常生活

作者简介:杨善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旨在探讨现象学社会学在作为意义探究的定性研究实践中的意义,即它对我们在研究现场所获得的对文本(注1)和场景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所给予的理论层面和方法层面的指导性帮助。

一、若干理论前提

诺曼·K. 邓津(Norman K. Denzin)和伊冯娜·S. 林肯(Yvonna S.Lincoln)曾对定性研究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定性研究是一种将观察者置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情景性活动。它由一系列解释性的、使世界可感知的身体实践活动所构成。这些实践活动转换着世界。它们将世界转变成一系列的陈述,包括实地笔记、访问、谈话、照片、记录和自我的备忘录。在这种程度上,定性研究包含着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性的、自然主义的方式。这意味着定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来研究它们,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和解释现象。(邓津、林肯, 2007: 4)

由此定义可知,大凡定性研究,其实都无法离开对现象(被赋予)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如果从现象学社会学的传统来看定性研究,那么就回到了M. 韦伯在讨论社会行动时提出的观点:社会行动是被行动者赋予了意义的,而这样的意义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而且这样的理解必然与解释联系在一起。(注2)这样,我们(研究者)和他人置身于其中的、被A. 舒茨称为至尊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所具有的种种意义,也可以被认为是由过去和现在的行动者在主体间际的背景之下被赋予的。

进一步地,如果按照叶秀山(1988: 138-139)对海德格尔对胡塞尔思想之继承的一个解释,海德格尔坚持了现象学的意义不是普通逻辑概念抽象的内涵,而是直觉性的事物本质的显现(转引自张祥龙等,2002: 92)这样一个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并把它与存在论结合起来。“‘存在就是(Lassen)事物呈现出来,自己让自己呈现出来。于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最精髓的概念显现被保存了下来。

这一论断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发,作为直觉性的事物本质的自我呈现的意义的显现是一种存在,,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感知它或者发现它。因此,只要我们去感知或者去发现,我们就能获得对这样的意义的认知。具体到定性研究来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现场听到的被访人的讲述、观察到的被访人的生活环境,以及我们和被访人正在互动的访谈场景都是被被访人赋予意义的。或许也能说,这样的意义是肯定存在的。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这样的意义,那只是说我们没有去感知或没有去发现。所以,按照这样的理路,现象学社会学将研究从一开始就带入经验调查的现场的同时,也倡导了一种积极的认知态度,也就是说它强调一种主动投入到田野研究的场景中去感受和认知的精神。

二、感知:悬置、意义的辨析与区分、意义的逻辑

(被访人的日常生活:感知的对象和研究的重心

A. 赫勒(1990: 3)曾将日常生活定义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并且强调日常生活存在于每一社会之中,每个人无论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的地位如何,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是因为日常生活首先就是个体为保证自己生存而进行的种种活动(对个体来说从事这样的活动必然会有时间的耗费和空间的转换) ,在这样的活动中,社会制度对个体的规范、限制与约束,以及观念层面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也得以展现。并且,因为它与每个个体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以生老病死为表现形态的生命过程相联系而呈现出一种常态,即具有重复性和稳定性。但是,在社会出现纵向的分化形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之后,这些在社会分层中占据不同位置的社会集团会对自己面对的常态赋予不同的意涵,他们的生、老、病、死因此也获得了各自的意义。所以,日常生活是被打上社会的烙印的,它被赋予的意涵因此也具有鲜明和浓重的社会性。

因为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都有时间的耗费和空间的转换,因此,从经验的层面上看,我们可以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分成日常生活时间和事件时间两个部分。事件时间是指当生活中出现各类对个体及其从属的群体(比如家庭)生存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时,被访人及其所属的群体在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它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在总量上则可长可短;日常生活时间通常是指个体为了生存和满足自己生理需要所耗费的时间,它的特点是具有重复性与稳定性,如做饭、吃饭、生产(工作、交往和休息等。但是,日常生活时间和事件时间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个体之所以能被动员起来是因为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具有了对自己从属的群体的认同,看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和在事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这样一种意识和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了解显然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日常生活之所以能成为我们考察个体活动(行动)的主要领域,是因为这些活动是被作为行动者的个体赋予了一种意义的(比如虽然每天都要吃饭,但是外面的饭局和家里全家人一起吃的家常饭就会具有不同的意义) ,而且一个社会在没有发生战乱与灾害等波及全社会的重大事件的时候,它所呈现的常态就是这样一种日常生活。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就成了现象学社会学家A. 舒茨的生活界(那坦森, 1982: 159) (注3)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用A. 舒茨的话来说,它是生活世界的中心,至尊现实(转引自李猛, 1999, 20) 。他认为,社会行动只能具有一种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本人的主观意义(但意义的产生除了主体外,还需要主体在其中生存并与之互动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 (参见霍桂恒, 1996: 337) 。而生活世界则是人们在其中度过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经验的主体间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主体,和他人共同构成生活世界)的文化世界。其特征是预先给定性,即它存在于社会个体对它进行任何理论反思和理论研究之前。A. 舒茨对研究对象所作的现象学分析是指将研究对象视为现象并还原成最初赋予意义的经验,只不过他所针对的不是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识,而是处于生活世界之中、具有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的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力求从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出发阐明其意义结构(杨善华、刘小京, 2000) 

由上所述可知,作为某一特定社会群体一员的被访人的日常生活之所以会成为我们感受的对象和研究的重心,是因为日常生活是他()生存的主要表征,并且这样的表征充满了社会学的意义。而上文中A. 舒茨对现象学分析的阐述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基础,即我们要认识、把握并在理解基础上给出解释的是处于生活世界之中、具有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的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而不是我们研究者的主观意识,所以一定不要用我们的主观意识来代替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

(悬置

从认识和把握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这一点出发,胡塞尔所强调的悬置就构成了感知的前提和必经的步骤。所谓悬置,在胡塞尔那里,简单地说,就是中止自然态度(注4)下的判断,我们使属于自然态度本质的总设定失去作用,并由此,我排除了一切与自然世界相关的科学(胡塞尔, 1992, 97-98) ,尽管它们依然有效,但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再使用与之相关的任何命题、概念,包括真理。只有经过悬置,才有可能去讨论作为世界消除之剩余的绝对意识(同上, 133) 。我们可以运用同样的方法,来对研究者自身的日常生活知识体系,以及社会科学的体系、知识以至判断进行悬置,也就是暂时中止研究者原有的自然态度以及科学态度的判断。悬置的意思是悬置我们自己(研究者)原来持有的成见,即我们(研究者)以前所有的理论预设,它包括我们(研究者)对于某些东西的习惯性信仰,以及对传统的割裂个别与一般的理论框架的悬置。当我们进入田野调查现场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抛掉前述成见的前提下,全神贯注地去感受被访人的各个侧面(包括外貌、衣着、神情和语言,也包括访谈进行中的环境。如前所述,所有这些都是被访谈对象赋予了一定意义的) , (注5)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好像是用一张尽量素白的纸去田野调查时的场景和被访人的各个侧面,从而获得对访谈对象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和认识。当然,这样的感知和认识是要经由沟通性的理解才能得以实现的(杨善华、孙飞宇, 2005) 

(意义的辨析与区分

悬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在排除了研究者自己先入为主的各种成见和观念之后的对访谈对象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注6)和认识。应该说,它与研究者感受被访人、访谈内容和访谈现场这样的材料是基本同步的。所以,悬置是感知的前提条件。

但是这样的感知肯定会有一个结果,即获得相关材料的意义。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这样的田野调查与访谈中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但是未必都有社会学的意义。然而从我们研究的学科特征来说,我们应该获得的是具有社会学的意义的素材。所以,意义的辨析与区分就是在感知的同时,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材料从所有的材料中分离出来,并争取完成研究层面的提升——争取由经验层面提升到理论层面,作出一个经验层面上的生动和鲜活的理论概括。杨善华、孙飞宇(2005)在《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一文中曾提出三层次的文本分析一说,认为在第二层次开始于对文本蕴涵的意义的价值的认识,要做的就是发现被访人的叙述中的精彩之处和闪光点,同时也可以对被访人做一个意义上的认识(被访人的个性中有哪些特征具有的意义或具有某种共性。我们还认为,在这个时候,研究者的社会学视野开始显现,因为精彩点的发现和的特征的把握都是以某种普遍性为前提的,而研究者只有具备一种社会学的全局观和理论意识才能对这种普遍性有相对准确的把握。显然,这样一种分辨和区分是在对材料的选择及对材料意义的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这一步解决的是感知什么、如何感知,以及对研究者的社会学素养的要求等问题。而这样的感知,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就是本质直观的一部分,是本质直观的内在基础;所以说到底,本质直观并不外在于原初感知(不是对于感知加以抽象、概括的结果) ,而只是通过观察目光的调整而改变统握感知材料的方式罢了,也就是从感觉直观的方式转变为概念直观或范畴直观,发现更高层的关系结构。我们要选择的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普遍性的材料,而这样的普遍性显然是具有类本质的属性的,但又是浸润在原初的感知场之中的。

(意义的逻辑的把握

在访谈的现场,我们可以通过感知发现一种意义的一致性,即被访人赋予自己访谈的内容与他的外貌、穿着打扮,以及他赋予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意义(如果是在被访人家里进行访谈)是一致的(这就是意义的逻辑。这是因为这样的意义赋予是与被访人的生命过程紧密相连的,在这样的生命过程中形成了被访人(社会分层中)的自我定位、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他的行为与个性特征。而在访谈过程中,被访人的访谈内容和他的外貌神态和行为举止会隐约或清楚地体现这一切,以至到最后可以浓缩或突显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类的判断。这时我们就获得了解读被访人赋予其话语和行为意义的钥匙,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获得了探索被访人内心世界并完成对被访人的理解和解释的可能。这样的意义逻辑,也是加芬克尔所言的用于理解表达与行动的索引性( indexity)(李猛, 1999: 57-58)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由此去追溯被访人在访谈中未予明确言说的言外之意。这就为下文的洞察提供了一种可能。

三、洞察:感知的目标和结果

根据叶秀山对海德格尔对胡塞尔思想之继承的一个解释,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的意义不是普通逻辑概念抽象的内涵,而是直觉性的事物本质的显现。因此,作为感知的目标和结果的洞察,就是在直观式的感知中获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这样的事物本质是显现在那里的,是只要你去感知就一定能认识它的。上面引用的海德格尔的阐述的另一个意思是,这样的本质就是事物自身所显现的意义(参见倪梁康, 1994: 81) ,所以就是这样的意义与事物(现象)一起同时呈现在那里,等候着我们的感知和发现。

从我们的实践来看,作为感知的目标和结果的洞察,它可以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第一,对被访人言外之意的洞察。这构成了对被访人贯穿在访谈中的主观意图的判断的一个重要环节。该讲的被访人没有讲,该答的被访人回避了,这都反映出被访人的意图和价值观,或者这件事情与被访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有的时候被访人也会用曲笔,即非常含蓄地表示他()对一件事情的态度,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可能涉及他们的家庭关系中不足为外人道的部分,或者是因为存在着感情方面的伤痛。除此之外,对被访人在社会结构和社区利益格局中的位置的了解也有助于这样的洞察。比如,当一个领取最低社会保障的城市贫民自豪地称自己家里从不欠债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这就是他的人格尊严之所在。(注7)当然,这样的洞察仍然是在感知的基础上发生的,或者说它是经由直观式的感知获得的,因为这是我们在访谈的现场听取被访人讲述时得到的。一个训练有素的访谈者几乎可在被访人叙述这一内容的同时感知被访人叙述背后的意义。

第二,对现象本质的洞察。上文曾提及对田野调查现场意义的逻辑的感知和把握,由对意义的逻辑的阐述可知,一旦我们实现了这样的感知与把握,其实已经完成了对现象本质的洞察。但是,由对本质的界定可知,其实这种对本质的洞察最重要的是对现象所呈现的意义的普遍性的洞察。而当进到这一步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提炼和关系统握已经出现,只是这种提炼和关系统握更多的是一种意义萃取,而并非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 ,当然,这样的萃取的背后一定会有社会学理论与视野的构成作用。比如,当我们根据西部农村几户村民在生产与生活中的长期互助,进而提出道德共同体这样的概念,来回应地形为山区与半山区的农村社区在分田到户后出现的、差不多是一盘散沙的社区整合状态时,我们的问题意识与社会学视野就得到了清楚的显现。此外,我们考察现象所呈现的意义的普遍性,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在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这一点上。因此,当我们发现苏南和浙东农村社区的老实本分、奉公守法的民风,并以它来回应社区秩序的形成机制这样的问题时,其实我们是在跟以往关于社会何以是可能的的研究作理论对话,但是,诚如大家所知道的,社会何以是可能的恰恰是社会学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三,对现实社会生活与制度安排中盲点与悖论的洞察。(注8)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A. 舒茨认为,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人,其基本特点就是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转引自李猛, 1999) 。它使人们认为生活世界是不言自明的现实,这些抱有自然态度的普通人都会想当然地接受它。其原因则是因为生活世界具有预先给定性的特征,即它存在于社会个体对它进行任何理论反思和理论研究之前。因此,在每个个体开始社会化的时候,()所要学习的有关社会的知识和规范都是已经存在,而且大量是常识性的(比如婚丧嫁娶的风俗。这种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接受,这是因为个体会发现别人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知识和规范,()若不接受就会变成异类而被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群体所排斥。但是,恰恰因为这是未经反思的、想当然的自然态度,这种态度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就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悖谬的。福柯(1997: 3)曾揭示自由的悖谬。他指出,某些自由对人同样具有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因为那些约定俗成的制约”“并不写在法律条文里,而是隐含在普遍的行为方式中。福柯这段话可以这样来理解,即当自由从价值层面降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的时候,其实就剥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而自由的要义恰恰在于它是个人所具有的选择的权利。所以,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会将自由看作是一种绝对的价值,从而只是在制约和自由之间去寻求一种平衡。而我们的制度安排,也有很多是未经反思的(尤其是像风俗这样的不成文的制度) ,甚至有些过去看似合理的制度,因为形势和体制的改变,也会失去它的合理性,但是却仍被我们继承下来,成为制约我们前进的因素。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即我们想推行的制度因为脱离实际而出现悖谬。比如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就有一个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间的悖论,即当追求男女平等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要求(就业)机会平等的时候,会因为男性和女性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她们又拒绝特殊照顾导致结果的不平等,但是当她们要求结果平等的时候,也会因为上述原因而需要社会作出某种政策倾斜来保证,但这恰恰是追求无条件的男女平等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所反对的。(注9)而有的时候,人们也会在贯彻执行某项制度的时候忽视了该制度的执行前提,从而将此变成一个盲点。比如村民自治,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项推进农村的基层民主,同时又可以在党的组织作用健全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用它来履行政府机构的行政职能而又不增加自己的财政负担的好制度。但是当研究揭示出村庄政治精英和能人的大量流失导致村落社会的解体这一事实的时候,村民自治需要村庄政治精英与能人的参与这一前提条件就会显现,同时也会使人们意识到这恰恰是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执行中的盲点。

四、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托马斯·A. 施瓦特在《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解释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注10)一文中认为,解释主义传统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第一,它们将人类行动视为有意义的;第二,它们以对生活世界的尊重和忠实的形式表明了一种伦理承诺;第三,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们共有着新康德主义强调人类主体性(如意图)对知识的贡献,而同时又并未因此而牺牲知识的客观性这样一种偏好。(注11)应该说,这确实体现了现象学社会学的特征。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从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根源现象学的层面来看的话,那么,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言,现象学社会学在强调了在社会世界中个人主体间性的沟通之中去重构行动的客观意义的根源(Outhwaite, 1975: 91)的同时,也必然会倡导一种积极的认知态度。从我们的研究实践来看,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认知态度使我们对材料的感受变得日益敏锐。

其次,虽然本文对感知和洞察作了区分,但是在此笔者要申明的是,根据解释主义的传统,当理解被视为一种认识者(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获取关于某一对象的知识(人类行动的意义)的智识过程(同上)的时候,那么在认知的层面,其实我们是无法将感知和洞察明确分开的,因为感知和洞察就意味着理解的发生与解释的给出,因此,感知到就意味着洞察的发生。

再者,这样的感知和洞察,在实践过程中最后会表现为一种直觉,或者说研究者对材料的一种即时反应。当研究者作出这样的反应时,其实已经省略了感知与洞察发生的一系列中间过程,而只是将材料的意义(本质)以直观的形式显现在自己的脑中,因此它类似于禅宗的顿悟,有点直指本性的意味。而这样的灵气也是认知现象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纯粹西方的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释道两家有了相通之处。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现象学社会学的训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直觉的培养。

最后,归根结底,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对世界或者对社会的终极认识或者终极理论。按其本意,它提供的只是我们认识胡塞尔与A. 舒茨都将其看作是研究的重心的生活世界的原则与通路(当然也可以包括我们研究与分析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某些方法论与方法方面的启示。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社会学是开放的,就像现象学是开放的一样。我们要完成的只是按照多姿多态的生活本身来认识生活这样一项任务,而这可以借用现象学的一句话来概括——朝向事情本身。

 

注释:

本文是我们课题组多年实践的一个总结。我要感谢所有参与这一实践的课题组的同事和同学,感谢他们在田野调查的讨论与总结中闪现的思想的灵光,使本文的轮廓日益清晰,内涵日益丰厚。因此,这是集体的创造,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我还要感谢张祥龙教授,他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1:这里的文本首先是指被访人在接受访谈时的叙述,这样的口头叙述若被记录就会形成一个书面文本。

2:虽然后来A. 舒茨对M. 韦伯的说法有很多批评(详见Schutz, 1972) ,比如认为M. 韦伯没有注意到文化客体制造者的意义与被制造客体的意义,意义在自我、他人那里的构成、修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自我理解与理解他人的重要性等,但是从我们的经验研究的实践看,M. 韦伯对社会行动所蕴涵的意义作出的判断,仍然可以成为我们讨论现象学社会学传统的定性研究的实质的出发点。

3A. 舒茨的学生那坦森(1982)曾简明地将生活世界概括为包括人所牵连的种种日常事务的总和

4:这种自然态度是每个人在其自身的日常生活中所具备的,即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其间,首先是将这个世界,包括自己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 take it for granted)的存在;其次是如上所说,将自己与他人的沟通视为理所当然。而按A. 舒茨的说法,这也就是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

5:对于研究者与被访人的互动过程中意义的理解的问题,孙飞宇在《论舒茨的主体间性理论》() (《社会理论学报》第7卷第2, 2004年秋季卷)中亦有深入的分析。

6:感知在胡塞尔认知现象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按胡塞尔的说法,感知是原本意识,因为感知所统握的是感觉材料,即体现性的、自身展示性的内容。因此,作为直观行为的感知与同样作为直观行为的想象相比,是最原本的,是一种当下行为(呈现行为) ,而想象是当下化行为(再现行为(参见张祥龙, 2002)

7:当然,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对意义的逻辑的感知与把握使我们获得了感知被访人言外之意的一种索引性,这也有助于获得对被访人言外之意的洞察。

8:盲点的一个最通俗的解释就是熟视无睹,即对某种现象可能天天看见,但却没有想过这个现象可能是不合理的,甚或是悖谬的。

9:这一部分论述可参见杨善华的《关注常态生活的意义——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初探》,《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0:托马斯·A·施瓦特将A.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归入解释主义的范围。

11:此段施瓦特的引文载诺曼·K·邓津和伊冯娜·S·林肯主编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209,风笑天等译, 20071,重庆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邓津,诺曼·K. 、伊冯娜·S. 林肯,主编. 2007. 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M ]. 风笑天,,重庆大学出版社.

福柯,米歇尔. 1997.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探录[M ]. 严锋,上海人民出版社.

赫勒,阿格妮丝. 1990. 日常生活[M ]. 衣俊卿,重庆出版社.

胡塞尔. 1992. 纯粹现象学通论[M ]. 李幼蒸,北京:商务印书馆.

霍桂恒. 1996. 舒茨[ G] / /苏国勋,主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李猛. 1999. 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 G] /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杨善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那坦森. 1982. 现代学宗师胡塞尔[M ]. 台北:允晨出版公司.

倪梁康. 1994. 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M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杨善华. 2007. 关注常态生活的意义——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初探[ J ].江苏社会科学(5).

杨善华、刘小京. 2000. 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J ]. 中国社会科学(5).

杨善华、孙飞宇. 2005.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J ]. 社会学研究(5).

叶秀山. 1988. ··——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张祥龙、杜小真、黄应全. 2002. 现象学思潮在中国[M ].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祥龙. 2002. 胡塞尔的现象学[ G] / /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张祥龙,杜小真黄应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Outhwaite, W. 1975. Understanding Social L ife: TheM ehod Called Verstehen.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原文出处:《社会》第29卷 2009.1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9年08月24日, 星期一 12:43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君之责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管子.立政第四》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9年08月24日, 星期一 12:16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应对危机需建立怎样的权力结构
应对危机需建立怎样的权力结构
蔡定剑 陈平
     2009年暑季,大陆地方政府的“公车改革”风暴再起。先是,杭州 市局级以下官员取消专车,每月车补最多2600元,一年最多31200元。紧接着,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区委书记、区长年车补76000元的消息传出江湖, 让杭州标准黯然失色。几天后,记录再被刷新:同属辽阳市的弓长岭区区委、区政府正职干部每年车补80000元。

  本来,公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公车私用这种“马路上的腐败”,可现实中的按行政级别制定的补贴标准却很难排除“赎买权力”的嫌疑。于是,媒体人的口诛笔伐、老百姓的口水阵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在更深层次上,公众始终想知道,政治权力何时才能受到监督和制约?

  政治体制改革应尽快启幕

  陈平:我认为现在到了政治体制不得不改的地步了。现在你看,人们一开口称呼人,不带一个职位,不带一个官衔,快不知道怎么称呼了,就差重新回到称老爷了,这多大倒退,这我看都快跃过五四了。

  蔡定剑:你看1949年毛泽东一登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后面站的是随便站的。

  陈平:对。

  蔡定剑:没有什么排位。

  陈平:那现在,从官场到商场,你看那个一出来的阵势,那都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而被压的人,不以被压(为耻),反而引以为荣。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真的蛮困惑,就是困惑,在中国政治体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同时我又觉得,难以改动。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蔡定剑:我觉得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政治体制改革一定是权力的调整,权力关系的调整。具体来说,一个就是国家层面的权力关系的 调整,比如说立法、行政、司法这个权力关系的调整。当然在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党。第二个层面就是,中央跟地方,这个权力关系的调整。第三个层面就是,政府跟 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的调整。我把政治体制改革,定在这个范围里来,而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到政治体制改革里面。现在有好多的改革,你比如说责任制、问责 制,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治理方式的改革。还有我们采取的很多措施,比如说我们司法方面,我们怎么能够让审判员能够审判案件,而不是审判委员会来审判 案件,这都是司法机关内部的改革,而不涉及到权力关系的改革,所以这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

  蔡定剑:不解决社会财富的分配,一定不会公平。

  为何经济发展却不能助推政改?

  陈平:等于是那块财富是烂掉的。

  蔡定剑:那么在八十年代初,就是中国(大陆)社会要求改革,这个是毫无疑问,大家是有共识的,从中央到地方,到老百姓。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肚子 的问题都没解决,所以这个就是动力。这是经济改革,要社会变革。那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种动力,就是痛定思痛。我们党经历了从1949年到反右,到文化 大革命,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代领导人,都是经过了他们所创造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后果的,承担了它的恶果的。彭真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反映了这 一代领导人,当时为什么要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我参加共产党革命,当年坐了六年国民党的监狱,我在文化大革命坐了九年共产党的监狱。所以不搞民主、法治是 不行的。就是出于这么一种可以说是亲身经历的这种教训,是这样一个出发点,邓小平也是这样。这一代领导人,他们的动力是最强的。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光 是解决饿肚子的问题,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政治体制问题。现在就改革的动力慢慢丧失了,人民就是解决肚子问题了,那为什么还要谈政治体制改革。

  陈平:我认为,我说现在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又将面临到不得不改的一步,就是肚子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很快又会出现肚子问题,别以为是吃饱了, 日子过得很好了。鸦片战争的时候,大清国的GDP占世界30%多,远远高于大英帝国,更远远地超过日本。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那么大清帝国的GDP 还是(占世界)30%左右,那日本才占6%左右。那日子过的怎么样呢?我最近看了一些历史,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包括到满清垮台,相当长一个阶段,年 GDP增长15%以上,很快很高的。

  蔡定剑:最近我也看到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的王朝的垮塌,不是在经济崩溃的时候,而是在经济比较高速,而且比较好的时候。

  陈平:日子过的好不好,这肚子吃的饱不饱,和这个GDP有联系,但是又不是必然的、决定性的联系。它还和结构有关系,GDP怎么组成的?GDP当中的各自的份额又是怎么构成的?现在我觉得,就从这个角度看,已经到了很危险的程度。

  蔡定剑:就是国富民穷,还是民富国穷的这个关系。是涉及到政治体制、政治构架、社会财富的分配。

  陈平:相当一块GDP,那个财富,它既救不了穷。

  蔡定剑:对。

  陈平:又不会成为新的增长。那块财富会烂下去的,会快速烂下去的。我这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不知道哪个人搞的,把中美两国政府,各个地方政府(大楼)做个比较。那简直是,让人看了简直是,我找不出语言来表达了。

  蔡定剑:这就是反映了,我们要谈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社会财富的分配,一定不会公平。当然了,我们说民主也不一定完全解决社 会公平问题,但是相对来讲,在老百姓的财富跟人民财富之间的分配方面,绝对不会出现像我们看到的政府非常奢华,老百姓连基本的义务教育、基本的医疗保障都 没有,这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陈平:那个奢华就我说,等于是那块财富是烂掉的,是无效的,是烂掉,是起副作用的财富。

  蔡定剑: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谈的为什么要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政治体制改革,它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真正的长治久安,是财富的持续的增长的问题。从世界史的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国家是不是能够持续的财富的增长,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政治框架。

  蔡定剑:就是我们说清末,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从戊戌变法这个政治改革提上日程,中国近代史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当时的统治者,一而再,再而三的贻误这个改革的时机,使得中国转型社会没有成功。这是一个最大的危机,这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危机。

  陈平:而且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以暴抑暴的重演。

  蔡定剑:对啊。

  陈平:这是很悲剧的,应该是改良。

  蔡定剑:对啊。

  陈平:不应该走到暴力。

  蔡定剑:所以从统治者(的立场看),如果当时能搞一个,当时全国从知识分子、开明的统治者寄希望的,搞一个君主立宪的政体,慢慢地改良,中国社会这一百年,是不是啊,会是什么样子。

  陈平:这点是很悲惨的了。

  蔡定剑:是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政治改革呢?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历史的教训中,我们不希望中国又出现,就是因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又迟迟不能启动。

  陈平:现在的不均的比例,就结构失衡的比例,已经达到空前的了。

  蔡定剑:是,我也看到有一个数字,就是关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我们国家这几年的财政收入,发展非常地快,不可理解的就是百分之二十几的数字在发展,政府很有钱。

  陈平:这还是公开的,合法的税赋收入。

  蔡定剑:对。

  陈平:还有很多,实际上是非法的,那个底下各种规费的收取。

  蔡定剑:我们是三大笔财政收入。这个税收(是一笔),还有一个是罚款和各种收费,第三部分是土地出让金,大概各占三分之一,是这么一个比例。我 看国外就是政府的开支一般的不超过15%。我们的政府,我看有的地方,正常情况下,可能是50%,有的地方,叫做就是吃饭财政。吃饭财政什么意思呢?就是 把所有的钱,用来都来养活政府官员了。是这么一个概念,说的这个社会的财富的分配,不可能有这个工程。就是你这个政治结构、权力,就是涉及到老百姓,跟人 民之间的这个权力关系。

  陈平:实际上最后,政府本身日子也过不下去。

  蔡定剑:是啊,这就不可持续性。

  陈平:今年底、明年,那日子难过了。鱼塘里,竭泽而渔。

  蔡定剑:是,所以它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比如老百姓跟政府之间的这个财富分配的问题。

  陈平:但是蔡定剑,为什么我觉得我又悲观呢?你刚刚说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候一批老革命家,他们深受专制体制之害。当然,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缔造者。

  蔡定剑:缔造者,对。

  陈平:他们就深受其害。

  蔡定剑:对。

  陈平:而且已经采取了一个很果断的一条,把“王张江姚”给抓起来,对不对。那代人是很有社会责任、责任感和理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政治体制改 革,但是的话,走着走着,越来越向纯经济领域去说去了。而政治体制没有跟上,并且越来越不愿意改,也是这代人。这个我真的(感到)悲哀。

  蔡定剑:那个改革动力不一样,因为现在的改革动力,它没有这种。

  陈平:现在没那个动力了。

  蔡定剑:现在没有那个动力了。但是他们那代人,在对民主、法治问题的理解上,是有局限的。他们的理解,就是民主就是我们的,还 是毛泽东的那一种方法,是不是?我们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们党要大家民主集中制,这是理解的这种民主。包括邓小平,他理解的法治,就是社会要有秩序,要加 强管理,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不搞发展生产,社会没有秩序。这是有局限性的,没有用一种现代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来治理国家,统治者要经过人民的同意的 这样一种民主、法治,是用来管理、束缚政府的,不仅仅是用政府来管老百姓的。所以那代人呢,虽然他有动力,但是他的局限性,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陈平:但是我觉得一个很矛盾的现象。那代人,个个都不会去回避,或者否定民主与科学精神。

  蔡定剑:对。

  陈平:不会去否定或者是回避民主与科学大旗。今天呢?

  蔡定剑:对。

  陈平:对不对?

  蔡定剑:这也是,我也感觉到。

  陈平:这个可是很可怕的现象啊!

  蔡定剑:是有点悲哀的事。本来民主与科学,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可以说是我们无数先烈了,经过血的教训得出来的。

  陈平:那一代人是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下面一代人。

  蔡定剑:对。所以这个有一点可悲,现在反而民主成了一个。

  陈平:敏感的字眼了。

  蔡定剑:就成了一个敏感的字眼。中国要不要民主?

  陈平:还有人出来,几乎快公开地反民主。

  蔡定剑:所以你刚才说的悲哀是有一定道理的。

  陈平:对。我就要说,那你说,反民主是谁为主嘛?一个国,一个共同体,总要确立一个谁为主的问题,对吧。你君主,那是由家到宗族,到部落,它自 然地形成为君主。那君主它也是有主,对吧。好,现在我相信,没人再说,我们要君主。反而我倒说,不行,搞君主算了,因为没主不行,对吧。那既然说,君主已 经是用这革命语言来描述,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一个政治概念了。那么请问,现在什么主?好,是人民当家作主,那人民当家作主什么,那就民主啊。

  蔡定剑:对啊。

  陈平:对不对?

  蔡定剑:对。

  陈平: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点是已经是任何人都不敢再去否定了吧,但说到民主两个字,还成了忌讳的字眼了,荒谬之极。还有比如说自由,谁不要自由,谁不想自由?对不对,还来一个反对自由化,反对自由主义,对不对。谁不要自由,他自关禁闭,自建监牢,没人请他出来。

  蔡定剑: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目标,就是要争取自由。

  陈平:对啊。

  蔡定剑:争取人民的自由,争取国家的自由和独立。

  陈平:是这个旗号下面获得政权的。

  蔡定剑:这是基本的价值观念,这个基本的价值观都扔掉了,这个国家,说实话就比较危险了,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文化的问题。

  陈平:所以我说我悲哀在这里。

  蔡定剑:所以这个文化是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搞,还是涉及到一个基本价值观。我们要不要确立这个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基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要认这个价值观,当然我们毫无疑问,我们当然要进行很多的政治体制改革。

  陈平:你已经看到官和民的关系什么状态了。

  蔡定剑:是啊。

  陈平:你就看,包括前几天发生的重庆那么一个叫何川洋,那么一个考生,他的父母给他搞了一点加分,他本身考试考的也很好,但是只要一说出来他的背景是官员背景,马上你看它那个民意的反应,就已经又走到这种,不是黑就是白。

  蔡定剑:从这个反应是两种趋势,一个是只要有官的背景,你看到没有,所有网络上的民意完全是一边倒。

  陈平:对,只要说你是官,你就不是好人。

  蔡定剑:对,这就反映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一种。

  陈平:但这个是很可怕的现象。

  蔡定剑:对,另外一个就是,只要你有说是富人的背景,也是这样的。有的是没有的,这个本来不是那样的,说什么宝马车,是不是,就代表财富的象征,什么飙车,这个马上就变成一种名份的。法律的这个层面上的理性完全没有了。

  陈平:这是一个社会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仇官仇富。

  蔡定剑:对啊,现在就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这个社会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大声地呼吁,说要政治体制改革,是希望通过调整权力关系的结构能够 解决。如果不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从政治权力结构关系的改变这个国家的权力状态,给老百姓一些真正的权力,就是走上暴力的这个路,就是越来越暴力化。所 以这就是危险。

  陈平: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已经到了谁都得不了好。

  蔡定剑:对。

  陈平:垄断权力者,自己也得不了好。

  蔡定剑:是。

  陈平:而他的家人也得不了好。

  蔡定剑:这个邓玉娇案件也是这样。

  陈平:而且就是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

  蔡定剑:所以老百姓,他在平常状态下,他没有权力的表现,他没有权力,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发泄。所以这个根本的问题,还是我说的就是要从政治体制上,从权力的结构上,给老百姓真正的权力。

  节目预告:

  蔡定剑教授系列专访,阳光卫视近期播出,以下是节目播出时间表,敬请留意:

  第一集《政治体制改革应尽快启幕

  首播时间:8月16日晚23:00,重播时间:次日04:31、09:42、12:07、16:01。

  第二集《应对危机需要建立怎样的权力结构

  首播时间:8月21日晚23:00,重播时间:次日04:31、09:42、12:07、16:01。

  第三集《放开县乡选举才能为民用》

  首播时间:8月22日晚23:00,重播时间:次日04:31、09:42、12:07、16:01。
应对危机需建立怎样的权力结构

  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步演化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的全球经济危机,至今阴霾不散。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及其他大多数工业强国已经深深地陷于经济的大衰退之中。

  英国国家统计局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英国GDP比前一季度下降0.8%,与去年同期相比则下降了5.6%。创下60年来新纪录。目前,英国失业率高达7.6%失业总人数达到238万,创下了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受累于就业市场压力,长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部分经济学家预计,7月份美国失业率将从6月份的9.5%升至9.7%。

  就在恐慌情绪弥漫全球的时候,中国大陆政府却宣布2009年上半年其GDP增长达到7.1%,这不能不让陷入深度衰退的西方国家垂涎。“中国模 式”因此备受关注。一时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发动机”、“中国模式能挺过经济风暴”、“中国模式比美国模式更具魅力”等言论喧嚣中国大陆舆论市场。

  经济复苏假象不可持续

  蔡定剑: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也有一种声音,好像是觉得经济危机证明中国的体制是好的,原来以前我们觉得,我们的体制还有问题,现在觉得我们的体制是优越的,有的甚至在创造一种,包装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悲哀的事情。

  陈平:还有半年,这个论调一定会销声匿迹,它不知道,现在所谓的这个经济现象,是一种国家政权机器在产生的一种现象。不是经济本身的现象。

  1929年10月29日,被历史所铭记的“黑色星期二”。从这一天开始的一周内,美国股市最大跌幅超过90%。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占美国劳工总数1/4的人口失业。无数人无家可归。全球随即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为挽救深陷萧条的美国经济,上任伊始的罗斯福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新政在经济上践行了凯恩斯学派的观 点,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以刺激经济。罗斯福新政很快让美国经济走出颓势,凯恩斯也因此一举成名,有了“大萧条的终结者”之美誉。

  凯恩斯并非1929年危机拯救者

  蔡定剑:一般的都认为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是凯恩斯主义,这个国家干预经济,其实,这个刺激经济的手段,在当时并不是很有效。开始 是有效,只是它没有可持续,因为政府不可能有这么多钱,去填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口袋,而老百姓,又不敢花钱。因为都是失业的穷人,所以到这个解决经济危机的 第二阶段,大量出台的是什么呢,是社会政策。

  蔡定剑:美国的这个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立,美国的工会,开始得到承认。有了工会,它也有了劳动一些基本的权利,界定工资,工时等等的保障,所以 他是在劳资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对平衡的这个权力关系,当然更大一点的背景,是更大的一个政治权力的结构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就是工人运动,妇 女运动,反种族歧视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结果,就是使得普选权,成为了一种政治权力,十九世纪以前的民主,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我们把它叫做少数有钱的白人的 民主,因为它的选举权,女性没有,黑人没有,你没有交税的没有,所以它是很小范围的,所以普选权的运动,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广大劳动者得到了选票,妇女得 到了选票,黑人得到了选票,这是两个大的权力结构的变化,一个就是,普选权的实现,使得广大劳动者,得到了一个政治上的权力,决定政府政策的权力,第二个 就是在微观的层面上,有平衡劳资关系,给劳动者跟资本之间互相的一个平衡的力量。

  实现以民为本需调整权力结构

  蔡定剑:我们是以民为本,我们可以提这个口号,但是它没有制度的支撑,这个是仅仅是口号,它不可能真正的解决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和权力结构的失 衡,包括腐败的等等的问题。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从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长远发展的这个角度,它是要解决这两大的这个权力的失衡,而不光是财富的分配的失衡。

  陈平:是权力的垄断。它垄断权力干什么,它就是会垄断财富。否则它要那个权力干什么,对不对?

  蔡定剑: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蔡定剑:你要解决现在出现的贫富差距的问题,因为这是引起社会矛盾的一个根源,是不是,好多社会的崩溃,就在于不反寡,而反不均,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矛盾造成的。那你提出这个口号,没有社会结构的变化,能解决问题吗?

  公车改革折射大陆政改之僵局

  陈平:现在所有出台的改革,都会触动官僚阶层的利益。因为大饼不增长了。大饼不增长了,只能在比例发生变化了。在增长的时候,可以比例发生变化,量不减少。现在是比例一变化,量就减少。

  蔡定剑:比如说一个很简单,大家争论很多的,公车改革,你看这个改革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减省那些官员的利益,而且本身那个利益,不是他的利益,不是他应该享有的,是他超规占用的,他也不愿意减省,所以看到网上有一个地方呢,推出那个最牛的这个公车改革。

  解说

  浙江省杭州市自5月起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 下一律取消专车,与此同时,杭州市向公务员发放“车贴”,最低每月300元,局级干部2600元。发放“车贴”的做法引发公众质疑——与级别挂钩的车贴, “是不是对享受公车特权的一种赎买?”,“是不是给干部变相发放工资外的福利?”

  蔡定剑:给什么领导干部发了多少钱,都完全变现了,不变现,这个改革就改不下去,这公车改革,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你公车不就是要解决公务 员的交通问题,你把公车全部取消了,谁要,坐出租车,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很简单的改革,就变得你不给我们按照我的官僚阶层的位子来发钱,那改革不搞,如 果要搞,一定是这样的。

  陈平:对,有钱发的时候还好,马上就没钱发了。

  蔡定剑:所以危机是在后面,为什么我们要呼吁这个改革不要等到危机爆发的时候,等到官员也没有钱发了,老百姓呢,当然就更,更困难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是说,是稳定,有秩序的了。

  陈平:但我看改革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小了。

  蔡定剑:肯定有的人比我们还要清楚,但是为什么不改,有的可能就是,觉得我还是眼前的利益更重要。至于今后的什么。

  陈平:一个眼前利益,你没看现在准备后路的人越来越多了。现在出国,和投资移民,又在上升,快速上升。包括私人的企业家,赚了钱,也都赶快往外面,要获得身份保障。因为这点东西,你当权者,你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你把眼睛闭起来也好,它都是要发生的。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9年08月22日, 星期六 11:55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吴敬琏: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

   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三年以前,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 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下面略举几例:

其一是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特征的职工养老保障体系,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原因只能有一 个:某些城市在旧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和个人的阻挠和反对。我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国家是否偿还对曾为国有资产的存量积累做出过贡献、 又往往在经济改革利益重组过程中受到某些利益损失的老职工(包括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前已退休的‘老人’和已参加工作多年、现仍在职的‘中人’)的这笔欠账, 是一个关乎数以亿计的老职工的基本权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誉的重大问题。”

其二是我们的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有两种方案各自代表着占有大量住房者和不占有大量住房者的利益。结果,全国只有一个最穷的省即贵州省,用了后一种方案,其他各省都用了前一种方案。所以,我们搞了十几年的住房改革,实际效果很不好。

其三是农地制度改革问题。

我 国历来有把土地产权制度的田底权(所有权)和田面权(使用权)分开的做法。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应当将土地使用权永久性地交还给农民。但 是,也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讲论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从政治、法律上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 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

其四是现在热烈讨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从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就采用了苏联式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这正是造成我国这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从第九个五 年计划开始,党中央和政府就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到了“十一五”,再次强调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但是,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 利,以至于在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转变增长方式,将主要依靠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经济的增长方 式,仍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什么进行得不顺利?这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是粗放增长方式源于命令经济体制;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就要改变这 种政府和政府官员握有过大资源配置权力的体制;而改变这种体制又会损害在这种体制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们。由此可见,转变增长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和技术 问题,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此外在中国提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必须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

总 之,整个改革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互动的过程。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 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 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我国和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极“左”和极“右”都会带来民族的灾难。因此,政治经济学面 临的任务伟大而艰巨。让我们继续为“建设一个新世界”,为中华腾飞而努力探索!(原题: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个重要提醒)来源:北京日 报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9年08月22日, 星期六 02:22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可喜可贺啊!
在建国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的博客中国博客恢复正常了。哈哈!感谢祖国,感谢党!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9年08月21日, 星期五 20:53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社会责任“镀金时代”

社会责任“镀金时代”

作者:王以超   财经 年15期 


  自愿性的社会责任运动在中国企业界逐渐兴起,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如果没有政府的严格监管和立法规范,其未来仍将充满问号。
  
  商道纵横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沛源成了大忙人。7月16日下午,他在香港乐施会和《公益时报》主办的论坛上发言后,又马不停蹄地从位于北京市东北三环外的会场赶往西四环外另一个酒店;因为一个同样主题的论坛,也在同一时间开幕。
  这个炙手可热的主题,就是企业社会责任(CSR)。今年7月,商道纵横有限公司刚刚发布了《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研究——价值发现之旅》报告。
  也许,当壳牌(中国)有限公司1999年首次发布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时,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短短数年之内,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会迅速成为中国企业界的“新宠”。
  到2006年,中国已经有18家企业发布了非财务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一些企业称为可持续发展、企业公民甚至环境报告)。这一势头在 2007年仍在持续,截至目前,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建设银行等大型中央企业,都首次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生产奥的斯电梯而知名的浙 江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更是在中国民营企业中率先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有业内人士称,中国正在进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黄金时代”。虽然在这些光环下面,仍然隐约浮现一些阴翳。
  
  拯救“市场失败”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包括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以及世界企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WBCSD)等,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实质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求企业在追求利润以及实现股东价值回报之外,还要关注其对员工、消费者以及环境等的社会影响。
  追溯企业社会责任的起源,是一段漫长的历史。
  在西方国家进入大工业时代不久,人们就开始注意到以单纯追求股东利益回报为目的的企业,在社会责任上面临“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的困惑。1924年,英国学者、企业家奥利弗谢尔丹(Oliver Sheldon)在其出版的《管理的哲学》中断言:天堂不是建筑在公司的损益表上面,而是建在每个人尽责服务上面。
  不过,早期的社会责任与其说是一种商业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伦理呼吁。目前普遍的看法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企业社会责任才逐渐变成主流的商业概念。不少公司开始在年报以及广告推广中,专门介绍其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作为。
  1972年,美国的研究和咨询公司Abt & Associates在财务报表之外,单独发布了一份环境报告。但那个时候,能够这样做的仍然是凤毛麟角。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才逐步得到明确。目前公认的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美国冰淇淋厂商Ben&Jerry’s 在1989年正式发布的。此后,如护肤和美发公司Body Shop等也开始跟进。
  及至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提速,一些大型公司和公众之间的对立或者说对抗情绪激增。如全球最大的运动制品公司耐克,在上 世纪90年代初期被指在印度尼西亚等地广泛设立“血汗工厂”;全球能源巨头壳牌,也因位于北海一个储油设施的退役处理问题,在1995年与国际环保组织绿 色和平发生了激烈冲突;更不用说几大制药企业,因在治疗艾滋病药物方面的立场而饱受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的舆论指责了。
  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界逐渐意识到,通过自愿性地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这种“市场行为”,也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因“市场失败”而给整个社会带 来的冲击,从而维护企业的声誉。于是,众多跨国巨头,都希望通过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来消除其在业务扩张中的负面影响,以此作为缓解和公众之间紧张情绪的 有效工具。
  根据毕马威(KPMG)的统计,到1998年,全球《财富》250强的企业中,已经有35%发布了环境报告;到了2005年,在年报中包含或者单独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比例,更是上升到了68%。
  
  中国式报告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体系中,包含着浓厚的“义利一体”的思想,这从根源上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提法不无相近之处。但从制度上说,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完完全全是一个“舶来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沿海地区不少企业开始承接跨国企业的生产分工。这些跨国企业把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引入到中国,是一个很自然 的过程:这时它们已经深度卷入中国市场,投资总额度往往达到了数十亿美元的规模,在中国的雇员数量也动辄成千上万。因此,其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影响,无论是 就业、税收还是环境等,都已经日益显著。
  就目前而言,这些企业在中国国内面临的外部压力,仍远逊于在欧美市场。但如果它们能在中国先行一步,率先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这种“主动式”的示好,显然可以更好地缓解可能的压力,并获得政府的好感。
  中国的本土企业在2001年后开始跟上步伐。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投资者的压力,在香港和纽约两地上市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发布健 康安全和环境年报(HSE)。此后,宝钢等企业也陆续发布了自己的环境报告。但那时,发布完整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似乎仍然是外国公司的“专利”。 直到2005年后,情况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方面,部分中国企业不断通过收购、自主扩张的方式,走向全球市场,如能源资源行业的中石油集团,以及信息技术领域的联想、TCL等。正 如联合国驻华机构总协调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马和励(Khalid Malik)所强调的,中国企业正在日渐成为“全球公民”。中国企业要在海外和跨国巨头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就必须同样强调自己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作为,以避 免和缓解可能的冲突。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的同时,贫富差距、环境破坏以及就业不足等问题日渐突出。在中国政府创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诉求下,一些大型企业开始寻求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来呼应这种号召,并改善自身形象。
  2006年3月,国家电网公司正式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是央企以及中国内资企业发布的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称,“这件事办得好。企业要向社会负责,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这种政治上的肯定,显然极大地刺激了包括央企在内的中国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热情。
  商道纵横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促使中国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最大动力,是出于提升企业形象的需求和对政府政策的支持态度。而来自消费者、非政府组织以及所在社区的压力,仅仅是非常次要的因素而已。
  这与欧美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如果没有消费者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很难想像会有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诞生。
  有人半开玩笑地戏称,央企以前就有“企业办社会”的传统,现在做个社会责任报告,岂非小菜一碟?
  然而,事情也许远没有这么简单。
  
  政府责任规范企业责任
  
  伴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普及,争议其实持续不断。
  早在2005年,英国《经济学人》就发表文章,批评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忽略了企业最根本的性质——盈利性,从而混淆了各种社会角色理应扮演的位置。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强调,在赋予企业各种职能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企业的最主要任务,仍然是创造财富,“这样才能最终有利于社会”。实际上,当年央企因为角色混乱而导致的亏损局面,很多人应不陌生。
一些激进者则认为,即使那些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也往往只是拿这个当做“镀金招牌”,真正把其贯彻到企业整体战略中去的,实际上少而又少。
  以美国最大的企业丑闻主角安然公司为例,在事发之前,它每年都发布企业责任报告;更让一些非政府组织愤怒的是,英美烟草公司(BAT)这样的公司竟然还获得了社会责任报告方面的奖项。
  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内容和战略上的背离,就更为严重了。商道纵横总经理郭沛源就批评说,不少中国企业完全把报告当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平台。
  以中石油为例,无论是集团公司还是股份公司发布的2006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都未提及2005年底发生的吉林石化双苯厂发生的爆炸事故以及后续事项,却对同样在2005年开始的北京奥运合作计划言之甚详。
  实际上,即使在2006年,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排查,中国石油四川80万吨乙烯工程、中国石油兰化7万吨苯胺项目等,也都存在安全和环境方面的隐患。但相关内容以及整改情况,同样也没有出现在社会责任报告中。
  同样,国家电网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对于规划上马的特高压电网存在的技术、环境及健康方面的争议,也是只字未提。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财经》记者表示,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首先回到基本面上去,比如尽量消除对环境的影响,保证消费者及 所在社区的知情权等。如果企业不能在内部机制上强化这一点,仅仅把社会责任等同于捐款助学或者植树等慈善行为,无疑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
  在中国,非政府组织(NGO)整体发展水平滞后,也是一个瓶颈。目前,中国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更多地由政治或者领导者个人意愿驱动,来自“草根”的压力非常薄弱。NGO很难对这些企业施加太大的影响。
  英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CORE)主席黛博拉杜恩(Deborah Doane)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NGO是公民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因为如果缺乏良好的组织,单靠个人,很难对强大的决策者以及庞大的企业形成太大的挑战”。
  哈佛大学著名的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也注意到,目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往往与其整体战略是割裂的。但他看来,企业完全有可能把社会责任融会到竞争优势中去,只有把外在的压力变成内在的动力,这种状况才能更加持久。
  但在企业真正觉醒之前,业内人士指出,政府制定严格的监管举措并确保其得以实施,并且以立法的形式对企业行为进行规范,仍然十分重要。要知 道,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出台《清洁空气法案》,还是后来《蒙特利尔议定书》要求工业界停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最初都无一例外受到了业 界的反对。
  “不管央企以及其他类型的企业,戴上这顶‘社会责任’的帽子是不是为了镀金的,政府都不应该放下手中的监管缰绳。只有这样,社会责任报告才能真正起到作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财经》记者强调。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9年01月8日, 星期四 23:06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张千帆:自治还是管制?《劳动合同法》的模式之争

自治还是管制?《劳动合同法》的模式之争
张千帆

据《南方周末》8月1日(“绑在劳动合同法上的劳资博弈”)报道,《劳动合同法》自今年元旦实施后,不少企业正在寻找规避这部法律的方法;劳动法律 师则办起了“企业管理者应对新劳动合同法策略”培训班,帮助企业老板们钻这部法律的漏洞。老板和律师两相共谋、一拍即合,规避法律成为对双方都有利的双赢 选择:对于律师来说,要价不菲的培训意味着可观的个人收入;对于企业来说,区区培训费相对于法律实施带来的成本根本算不了什么。老板省钱、律师赚钱,《劳 动合同法》的实施前景却令人担忧;如果老板和律师赢了,那么劳工和政府就输了,《劳动合同法》对劳工权利的保障势必落不到实处。事实上,规避法律的措施早 已层出不穷,空白合同、员工看不懂的英文合同、一份工作两份合同等前所未闻的“新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现象,深圳打工者安全健康中心披露的各种规避招数更 是五花八门。

恰好7月12日那个周末,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以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联合举办了“2008深圳劳资对话会”,为 期一天半的劳资双方面对面协商也凸现了同样的忧虑。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我从这次活动得到的经验出发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和思考。我不是劳动法专家,也没有 研究过劳动法的宏观经济后果,因而没有资格谈论这部法律本身的优劣,但是我和许多法学同行一样关心这部法律的实施效果,关心这部法律的立法程序和公民参 与,也关心这部法律背后所体现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许多法律用意是良好乃至良苦的,但是收到的效果却不那么明显,有时甚至适得其反。 对待这种现象的正确方式恐怕不是责怪我们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法律素质不高,也不是指责老板和律师的自私自利;在市场经济时代,理性利己是人性的正常体 现,我们已经不能纯粹依赖道德说教强求人们守法,而只有通过提高立法水平让自私的人自愿守法。

事实上,一部良好的法律本身就需要兼顾相互对立的不同利益,即便要求某一方做出牺牲也必须事先征求其同意,而不能由立法者单方面强加义务,否则必将 引起义务承担者的抵制,而他们的自愿服从恰恰是法律实施的关键——实施《劳动合同法》的障碍显然不是得到权利的劳工,而是承担义务的老板。因此,在民主与 法治国家,立法程序必须由代表不同立场的利益集团充分参与;各种不同力量相互碰撞、交锋、谈判、妥协,最后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出台立法,法律实际上只是纪 录了多数人的共识;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多数人的表决压倒了少数人的反对,面对面的协商和交流也增进了相互理解、同情和体谅,从而化解实施过程 中的阻力。因此,如果一部法律确实是“良法”,那么它就理应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自愿服从,因而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它的实施;反之,如果一部法律用意良好却实施 不了,乃至实施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从制度上寻找问题的根源。

没有人否认,劳工基本权利是需要法律保障的,而中国劳工目前所得到的保障还远远不够。事实上,从深圳劳资对话会上看,劳资双方对这一点并没有异议。 问题在于,究竟如何保障劳工权益?对于劳资关系,权利保障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依靠劳资共同参与企业决策,实行企业自治和劳工的自我保护;另一种是通过 国家立法干预或管制,从法律上保护劳工权利。在逻辑上,这两种模式未必是非此即彼的:任何国家在理论上都可以“双管齐下”,在实行企业自治的同时通过立法 保护劳工的某些基本权利,只不过如果劳工已经可以通过有效的工会组织实现自我保护,那么就没有必要过度依赖立法保护,而不必要的立法保护往往构成对企业自 治和市场自由的过度干预。因此,诸如美国等国没有无固定期限合同这一说,有的企业甚至根本不和雇员签合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雇员的利益得不到适当保护,而 只是说明保护机制不同而已——雇员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迫使老板不得随意裁员,否则可威胁采取集体罢工等法律允许的对抗手段。

在企业自治不健全、劳工不能有组织参与企业决策的地方,劳工权利只能依赖国家立法的强制保护;如果工作多年的工人因为手脚稍慢就面临被老板一脚踢开 的命运,而工人不能组织起来保护自己,那么似乎只有通过国家规定无固定期限合同加以保护。然而,立法保护机制至少存在以下几点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首先,作为一部全国性的立法,《劳动合同法》难免在各地区、各行业、各工种产生“一刀切”的后果,尤其是具体规定不可能完全适合不同性质的企业和不 同需要的工种。例如第37条要求员工提前30天向雇主提出离职申请。即使假定这项要求对于大多数企业是合适的,对于某些特殊行业或企业也未必合适;即便在 同一个企业内部,不同工种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企业在三天之内就能找到一位清洁工,因而提前一个月申请辞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很可能三个月都无法 找到一位满意的高管,因而一个月的提前申请又显得远远不够;深圳企业可能十天能找到一个替代的技工,其它地方则可长可短;某些行业、某些工种的技工供不应 求,其它行业的技工则可能供过于求……诸如此类的地区、行业、工种差异还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因而是不可能通过一部法律详尽规定的。限于篇 幅,法律只能在细节上“点到为止”,无法根据工种需要、企业性质、地方特点事无巨细地分门别类、对症下药。即便有可能一一罗列不同情况,这样的立法也成了 条条框框的“巨无霸”,必然严重妨碍经济活动自由。更何况立法者不仅不可能在事先掌握千变万化的企业信息,而且也无法预料法律实施后可能发生的诸多情况。 因此,“一刀切”的立法规定必然会在某些情况下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进而在实施中打折扣。

其次,立法可以通过模糊宽泛的一般规定保证一定的自由空间,遇到具体情况再根据立法精神灵活适用,这样既可以避免“一刀切”带来的种种不适应,又给 市场留下了灵活适用的自由度。《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并不等于“大锅饭”,因为企业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若干种情况下解除合同,而法律规定不可能 细化到每周旷工几次、迟到几分钟、每分钟生产的零件不满什么数量,公司才能解雇;法律只能表达一个大概的“精神”,譬如公司可以在工人“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或“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况下解雇。这一条的精神显然是公司不能随意解雇工人,只有在工人确实“严重违反”了规章制度或“不能胜任”的时候才能 解雇。然而,在法律实践中,这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只是问题的开始——什么叫“严重违反”或“不能胜任”?因见义勇为而不能上班是否构成“不能胜任”?为 了向劳动局反映问题而没有上班是否构成旷工和“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究竟由谁解释这些模棱两可的术语?在目前情况下,当然首先是由老板解释, 老板认为你去劳动局告状构成严重违规,向工会说明情况后就可以“炒鱿鱼”了。作为利益相关者,老板的解释当然是不可靠的,因而劳动者可以申请仲裁,进而向 法院起诉;我们显然更信任仲裁机构和法院的解释,最高法院也会通过司法解释澄清立法中某些引起争议的模糊地带。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上面遇到的问题:就和立法机构一样,司法机构也无法事无巨细地一一澄清什么构成“不能胜任”或“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问题都那么一目了然;有些老板的做法是显然违法的,例如长年不交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而有些做法则在表面上未必违法,譬如 《劳动合同法》并没有规定合同必须是中文的,有些外资企业采用英文合同甚至很正常,而用在没有受过外语训练的农民工身上当然就不正常了,那么可以用在大学 教师身上吗?中小学教师又如何呢?……要应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法律界定问题,需要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即使法院作出判决,也存在各地法院针对同样性质问题的 判决不一致、对同样的立法条款解释不统一的问题,而就和我们只有一个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一样,我们也只有一个最高法院,不可能对一部法律的全部细节投入过多 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注定了许多问题得不到司法解释,即便法院解释了也未必在劳动关系实践中得到执行,最后仍然主要是老板说了算。

最后也是最难的是,任何法律都是有漏洞的。立法水平固然是影响执行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水平再高的立法也无法避免漏洞。这或许是法律和文字的本 性决定的,即使一部标准的“良法”也是有许多漏洞可钻的。《劳动合同法》没有禁止空白合同、外文合同或在合同上盖两个公司的章,即便弥补了这些漏洞,也会 出现更多其它的漏洞。法律表达了一种意志,但是这种意志表述注定是不完整的,只有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不断体现、充实、拓展。司法固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但是在目前司法资源有限、司法实践不完善而作用不彰显的情况下,老板在律师的帮助下肯定能找到《劳动合同法》的诸多漏洞,从而以表面上合法的形式规避 这部法律的实施。换言之,在这场老板和律师对劳工和政府的“战争”中,前者的胜算要大得多。

因此,我认为国家立法保护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收效注定是有限的。对于像劳工这样的弱势群体来说,立法保护固然是一种捷径——《劳动合同法》规定 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工龄长的工人似乎立刻受惠了,但是现实却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劳动合同法》规定工龄十年以上的工人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老板完全 可以在第九年开除这名工人,因而法律对劳工的保护很可能蜕变为人为损害劳工利益的理由。其实孟子早已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一部法律本身都无法兑现 自己的承诺;法律是否获得如实有效的实施,取决于一系列政治与社会条件是否得到满足:立法是否充分代表了民意?立法过程是否经过不同利益的参与?是否存在 有效和独立的仲裁与司法解释系统?弱势群体能否利用有效的制度渠道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利?民主与法治国家不仅具备有效的实施体系,而且代表多数人意志的立法 本身带有巨大的道德权威。在某种意义上,弱势群体在其保护措施上升到法律意志之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弱势”,因为它可以有效利用对其有利的法律和道德资源 以及一整套国家制度保护自己。

反之,如果上述条件不满足,那么即便法律强化了实施机制,例如《劳动合同法》对违法企业规定了双倍罚款,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弱势地位的群体也未必能有 效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条款。《行政诉讼法》对于改善中国行政法治的功劳不可谓不大,但是迄今为止行政诉讼仍然是利益受到侵害的公民在走投无路之后不得不选择 的最后一步;不敢诉、不愿诉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相当一部分原告在起诉后又“自愿”撤诉。为什么?不仅因为官司赢得艰难,更因为只要“现管”将来还继续管 着你,那么即便赢了一场官司,对你长期来说还是得不偿失。只要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官强民弱的状况,无论如何改善《行政诉讼法》恐怕都无济于事。《劳动合同 法》的问题更大,因为劳工就在老板眼皮底下,老板对员工的管束远甚于政府对平民的管束。《劳动合同法》单兵突进,依靠公权力量强势介入劳动关系;但是在不 能从根本上改变资强劳弱的情况下,劳工是否能有效利用这部法律保护自己?我们不得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我看来,立法保护最终还是离不开弱势群体的自我保护;国家管制要发挥作用,最终离不开企业自治,而在企业自治走上轨道之后,国家也就没必要管制那 么多了。作为公法学者,我对“管制”(regulation)并没有什么成见。现代国家其实就是管制国,发达国家也概莫能外:经济要调控、福利要保障、环 境要整治,……而这些都离不开国家的积极管制。然而,某些问题是不适合国家管制的,或者说国家管制必须谨守一定的分寸。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市场经济,而 不是计划经济——不是计划不好,而是计划不来:政府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无法预测广大老百姓的具体需要;没有人知道今年下半年中国需要多少台海尔冰箱,但 是究竟需要多少以及哪款冰箱,消费者自己比谁都清楚,因而不如让广大消费者替自己做决定——他们去商场买了多少海尔冰箱,海尔不就生产多少台冰箱吗?同 样,除了企业自己之外,也没有人确切知道哪个企业的哪个工种辞职需要多少天之前打招呼合适、员工是否需要并愿意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旷工三天是否应该构成 “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对于几乎无穷多个因人、因地、因企业或工种而异的问题,国家即便要干预也无能为力——套用一句行话,就是政府和企业的信息不 对称,政府根本无法知道成千上万个企业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这也正是老板和律师得以合谋规避法律的原因。既然如此,何不就让企业自己去解决这些本来属于 它们自己的问题?

当然,这里的“企业”不单指老板,员工也是“企业”的一部分;企业自治显然不等于老板“自治”,而是老板和员工共治,而要实现劳资共治,劳工必须组 织起来。《劳动合同法》的出发点是对的:劳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供求关系,劳动力市场是天然不平等的;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普遍情况下,资本总是强势,劳工总 是弱势,因而立法有必要抑强扶弱,对劳工体现出适当倾斜。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倾斜?《行政诉讼法》也对公民原告体现出一定的倾斜,譬如让政府被告承担举证 责任,但是行政诉讼的实践表明,这种有限的立法倾斜改变不了官民相对地位,因而也不能实现这部法律的初衷。同样,《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倾斜也改变不了资强 劳弱的现状,因而要真正保障劳工权利,我们所需要的远不只是立法倾斜;我们更需要“制度倾斜”,也就是允许劳工有效组织起来,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自己利益 的工会抗衡资本的力量,进而在制定企业规章制度和人事安排上发挥实质性作用。道理很简单:只有从根本上实现劳资力量的相对均衡,允许劳工通过组织维护自己 的权利,劳工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无论是合同格式、合同期限还是解雇标准等规章制度,最终只有通过劳资共同协商决定,才能既保护劳工权利,避免国家因资源有限和信息不对称而保护不 力,又照顾具体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避免国家立法“一刀切”;否则,《劳动合同法》不仅难以有效实施,而且即便实施其效果如何也值得怀疑。幸好,《劳动合 同法》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并没有沉默,例如第4条要求用人单位在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 商确定”,并在多处肯定了工会的作用。建立在工会有效参与的劳资共决基础上,以上许多不适合立法“一刀切”的安排可以通过企业规章制度加以规定。但不可否 认的是,由于目前工会代表的产生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大多数工会都不能有效代表工人的利益,少数积极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代表则屡遭打击、步履维艰,而得不到 国家法律的应有保护。因此,《劳动合同法》的贯彻落实要将工会、劳资公决、企业自治作为重中之重。不错,这些方面并非原先制定《劳动合同法》的主要目 的,也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的“长线”方案,因而有人或许会认为“远水解不了近渴”。然而,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劳动合同法》恐怕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当前,国务院正在制定《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如果要让《劳动合同法》确实成为保护劳工权利的有力武器,而不只是立法部门的一个“政绩”或“亮点 ”,决策者有必要利用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契机,完善企业工会和共同决策制度,让劳工广泛参与工会选举,让工会真正代表广大劳工的利益并有效参与影响劳工 切身利益的企业决策。如果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改革工会制度的时机尚不成熟,可以首先在不同行业、地区和规模的企业进行试点,成功的试点经验可以逐步推广 到全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会改革很可能受到劳资双方的普遍欢迎。我们从这次深圳劳资对话中出乎意料地发现,不仅劳工代表对依法组建工会表达了强烈兴 趣,而且几乎所有资方代表都表示愿意支持真正代表劳工利益的工会组织,工会问题自始至终是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这种立场看似和老板的个人利益背道而驰,但 是仔细想想,一个有效的工会确实不仅对工人有利,而且对老板也有利。工会通过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化解了企业内部矛盾,营造了和谐的企业环境,有效制止了 消极怠工乃至罢工等对企业发展不利的行为,从而维护了企业的长期利益。归根结底,劳资是在同一条船上:老板需要勤奋工作的员工,员工也需要开得出工资的老 板;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体谅、共同决策,劳资才能营造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国家就可以做一个放任不管的“甩手掌柜”。恰好相反,工会只是企业自治的起点,而远不是终点,工会组织必 须依靠国家法律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与规范。虽然深圳劳资对话会上的资方代表对工会表达了普遍善意,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劳资双方必然会在工会问题上产生诸多纠 纷。在没有国家法律保护的自然状态下,即便是工人自己选举产生的工会在资本面前也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譬如老板可以通过开除积极的工会代表迫使工会 就范;反过来,工会也可能利用自己的力量不正当地损害企业利益。因此,工会的权利保障与合法运行仍离不开国家法律的有效规范。但是和“管制”立法根本不同 的是,这种规范的目的非但不是限制企业自由,而恰恰是保障企业在劳资公决的基础上理性自治。

总之,劳资关系和劳工权利保护需要国家立法干预,但是适当的干预并不是让国家立法直接代替企业决策,而是通过法律建立起保证劳资平等公决、企业理性自治的制度。只有在此基础上,“绑在劳动合同法上的劳资博弈”才可能是公平和共赢的博弈。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9年01月6日, 星期二 21:30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许耀桐: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研究

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研究

作者:许耀桐  来源:《理论探讨》2008年第3

    政府,作为国家进行行政管理的机构,承担着行政决策的职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都要通过其政府政策的决策和实施,来确定以至实现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政府决策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对错、质量和效率如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和人民大众的安危祸福。政府决策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而发展 的,因此,随着政治实践的变迁发展,必须不断地改革和完善政府的决策机制,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一、当前我国政府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在 我国,由于长期不重视政府决策问题,没有很好地实现从传统决策到现代决策的转型,造成了决策的严重失误。据披露,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大约2万多亿元的总 投资中,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至少有1万亿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党和政府明确提出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并作出了坚忍不拔、持之以 恒的努力。遗憾的是,收效不大,决策失误还是时常发生。七五八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重大失误率在30%以上,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 亿元-5000亿元。2006年国家审计署查明,仅10个中央企业决策失误的损失就高达145亿元。这些事实和数字表明,我国的政府决策机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决策权过分集中的体制性弊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变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从已有的规定来看,现在政府决策都强调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即要求按照:发现问题调查研究资料与信息收集拟定各种可行 的备选方案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可行性评价提交相关会议研究决定组织力量实施决策反馈信息等。由此可见,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权并不为个别人所掌握。但是,在事实上存在着非程序化甚至是违法的决策,谁权大谁说了算,有关决策的规则、程序不过是形式的东西。官大的定了的事下面就必须做,即使决策错 了,下属也不敢纠正,有谁敢对一把手说呢?正所谓现在流行的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即敢于发表与领导不同意见的、对领导做的不对提出 纠正的,岗位就保不住;而要想保住岗位的,就不敢这样去做了,必须顺着领导者的意图。
      
    
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症结在于 行政管理体制,在于权力没有得到合理的划分,使之过分集中于一把手,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目前,不少行政主管仍然是集政策制定权、资源分配权、行政管理权、行业监管权于一身。按理说,决策者的主要职责是,而不是,必须坚决杜绝独断专行长官意志。但是,由于权力没有分解,不分,决策者既能决策,又能执行,还管监督,必然导致权力滥用。对此,正如温家宝指出的那样:要从根本上解决滥用行政权力问题,必须加快建立结构合 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
      
    2
.决策受部门利益影响较为严重。近年来,部门利益和地方 利益有强化发展的趋势。一些政府部门的决策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部门利益倾向,同公共管理和社会利益的要求不符。这些政府部门的决策论证常带有某种指向性,看似公正公允,实际上隐含着部门利益优先的原则,倾向于强化各自的利益,在推动立法和政策出台的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不良政策法规的产生,甚至造成国家的立法和中央政府有些政策法规难产或难以落实。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整体与部门关系博弈过程中,追求地方和部门最优,使部门和地方的一些政策决策存在着与中央政策偏离的倾向,导致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定化的怪现象。

      
    “
部门权力利益化这种 情况,使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经常打架,部门之间协调困难,严重影响政府政策的社会公信力。结果是,你管你的,我管我的,有收费的项目,大家争着做,安全问题出事了,谁都推卸责任。有的政府部门在冠冕堂皇地把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时,还与一些强势行业单位结成利益共同体或既得利益集团。 强势利益集团左右政策,日益成为政府决策的最大的危害。利益多元化下需要多元的利益表达渠道,而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缺少利益表达的渠道。相反,一些大的垄断性利益集团,则往往可以明目张胆地对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施加影响,甚至对专家咨询机构、新闻媒介施加强大影响,进一步导致了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
      
    3
.决策尚欠缺专家客观公正的咨询论证。专家咨询论证已经成为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基 本环节。但是,现在的专家咨询论证,越来越成为形式主义。首先,一些地方或部门决策过程中的专家咨询论证,只是为了符合制度规定和程序要求,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存在着领导先下结论、然后专家论证的情况。其次,专家组成的全面性与合理性存在问题。有些决策涉及到多个方面、多个领域,需要多个领域的专家咨询论证。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把问题简单化,咨询论证邀请的专家不够全面。有些决策事项专业化程度高,邀请的专家不一定对这项决策具有比较专业的了 解,容易造成专家与专业不对口的情况发生。第三,缺乏事前沟通。有些决策过程中的专家咨询论证过于草率、匆忙,只是在会前或者提前一、两天把相关材料送达专家,专家根本没有时间充分了解相关决策材料信息。第四,寻找熟人关系。有些决策过程中的专家咨询论证变相成为了决策者和专家之间拉关系的工具,决策者邀 请专家的标准不是看专业背景,而主要是看和自己关系熟悉不熟悉。第五,专家不敬业。专家对自己要求不严,道德规范不够,对咨询论证草草过场,敷衍了事。
      
    
为 什么决策会如此地欠缺专家客观公正的咨询论证,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咨询论证缺乏独立性的问题。一是咨询研究机构作为思想库智囊团的独立性不够。我 国现有的决策咨询机构,无论是党委的政策研究室,还是与政府、人大有关的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等,都是属于体制内的。这些吃皇粮的政策咨询机 构,由于依附于一定的政治权力,在参与决策时,必然不可能具有独立性,很难起到客观、公正的政策咨询实际作用。二是缺乏独立性的民间咨询机构。三是从各方面邀请来参加决策咨询的专家,由于受到种种制约,也缺乏独立性。
      
    4
.决策的民主化公开性还存在不少漏洞。决策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实行公示和听证制度,是当前民众参与科学民主决策过程的重要制度。很多地方的重大决策虽然已经采用了公示、听证的方法,但多流于形式。
      
    
以 听证制度为例,这一制度的实行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听证制度的内容与程序还不够规范。比较规范的听证制度要把听证的内容提前一段时间向社会公布,如听证的时间、地点、内容等等,允许公民报名参加,允许公民旁听和新闻媒体采访报道。从目前决策的实际情况看,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够规范,一般民众对这方面的信息 知之甚少,影响了听证制度的效能。二是听证代表择选机制不健全。有些决策过程引入听证制度只是为了应付决策需要,在听证代表的选择上不认真准备,随意找一些代表参加听证。有的为了能够顺利通过决策,多请同意的人参加,回避持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人为限制选择一些代表参加听证,对新闻媒体施加各种影响。三是听 证信息不对称。在有些听证制度具体实施过程中,听证参加者只是在会前很短时间内才拿到相关材料,难以有充裕的时间来熟悉情况,开展调研更为不可能,准备工作无法做到位,因而也提不出多少实质性的意见。
      
    
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致使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度不高,形式参与多而实质 参与少,参与的面不够宽,代表性不够强。在政府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公民参与者大多是为政府熟悉的人士,导致政府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究其原因,在于政府往往从方便自身工作出发,而不是从方便民众表达出发寻求参与者。
      
    5
.决策的信息情报收集还很不系统成熟。现代 政府决策必须十分重视信息处理系统的健全完善。决策需要依靠专家,专家则需要信息情报,信息处理系统的重要性在于提供全面、及时、准确、适用的信息,构成现代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目前存在着决策信息供给渠道不够畅通,信息来源较单一,采集、加工、处理信息的手段较落后,信息综合运用的程度不高,与决 策相关的政府统计工作不够完善,科研院所和专家学者收集掌握的信息资料很少被综合利用等等诸多问题。
      
    
作为现代政府决 策重要信息来源的现行政府统计体系,缺乏独立性。政府统计受到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干扰,统计数据失真,存在水分。从纵向说,统计工作质量受地方利益的影响较大。从横向说,统计工作质量受部门利益的影响较大。在管理体制上,政府统计部门接受同级政府和上级统计部门的双重领导,从而使政府统计活动的展开对政 府的支持产生了很强的倾向性,也受到很强的制约。政府统计部门未能树立公开是常规,保密是特例的统计资料公开理念,与决策相关的统计数字的透明度很差。统计数据的公开性不够,难以满足各级政府决策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作出科学、正确的决策,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信息共享方面,我国目前 的信息资源为地方部门所有,这些部门出自部门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在信息共享上设置障碍,缺乏共享的平台和机制。有些重要的数据库没有建立,无法实施数字化 管理
      
    6
.决策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尚未完全到位。决策必须接受监督与实行责任追究,是决策法制化的要求。目前,我国的决策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特别是缺乏有效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一方面表现为决策、执行与监督既相协调又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没有真正建立;另一方面 表现在决策反馈纠偏机制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还是一个空白。决策者的权责不对等,导致其责任心不强。对于决策失误的责任人,更多的把决策失误当作工作上的缺点,往往以交学费为由了结,难于依法追究决策者的法律责任。
      
    
决策监督和问责制度的缺位,还与缺乏严密的决策后评 价机制、难对决策做出客观评价有关。存在的问题有:一是评价标准模糊,重视定性标准,忽视定量标准。二是评价绩效存在偏差,过多强调工作数量和速度,忽视工作质量和效益,过多注重工作总结、汇报等静态书面材料,忽视动态的执行过程和真实结果。三是评价主体单一,评价者往往是领导者本人或者与领导者本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监督机构。内部监督追究、媒体监督问责,以及事前制衡、事中监督与事后追究的制度性的严重缺漏。
      
    
二、政府决策机制的合理结构及其特征
      
    
上 述我国政府决策存在的问题,是与政府决策机制不科学分不开的。现代意义的政府决策,肇始于资本主义社会。按照权力划分与制衡的原则,即根据三权分立的 要求,西方国家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每一种权力本身又划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因此,就决策权而言,从横向上划分为立法决策权、行政决策权、司法决策权;从纵向上,划分为中央决策权和地方决策权。三权中的行政权,属于政府所有。政府要行使好行政权,关键要行使好行政决策权。政 府决策,绝非是一个短暂的瞬间,而是表现为由一个系统操作的过程,因而构成一个决策机制。政府决策机制的结构也是这样,主要由决策主体、决策机构、决策制度、决策程序四个要件组成。
      
    1
、政府决策主体。现代社会的法定政府决策主体,集中于通过选举产生的或经过法律授权的 拥有政府行政决策权的个人、机构和团体。政府决策主体集中于通过选举产生的或经过法律授权的拥有政府行政决策权的个人、机构和团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决策主体就局限于他们。在当代社会,构成政府决策的主体必然是多元的,政府决策主体多元化是其显著特征。
      
    
所谓政府决策 主体多元化,就是指决策主体不再是某一机构和少数政府决策者的权利和职责。实质上,在现代社会,政府决策主体不仅包括那些拥有最后抉择权的个人、团体、机构,如行政首脑、政府各部委、政策研究专门机构等,而且包括那些对政府决策的性质、方向、内容、范围和进程实际发生影响的个人、团体和机构,如政党、社会 团体、公民、新闻媒体等。政府决策主体多元化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社会专业分工的必然要求。固然,在政府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中,行政首脑、政府各部委、政策研究专门机构居于主导性主体地位,但就民主政治的本质而言,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这要求政府决策对于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必须由他们 直接或间接地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而不是由其他的组织或个人包办代替,他们处在政府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性主体地位。事实上二战以来,由于民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民主意识更加浓烈,民主体制更加健全,民主程序更加规范,决策主体不断扩大,并且为政党、社会团体、公民、新闻媒体等更多的决策主体参与政 府决策提供了主客观的条件。
      
    2
、政府决策机构。当代政府决策是由一系列既相互独立、相互分工,行使各自的功能,又相 互联系、相互配合的各种政府决策机构共同完成的。在当代社会中,大多数政治系统都存在着许多专门化的政府决策机构和组织。从政府决策的功能过程来看,当代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策制定与监督等活动,分别都由特定的或专门化的政府决策机构来承担;从政府决策的技术过程来看,当代政府决策结构 产生了信息搜集、谋与断、评估与反馈等方面的专门化。
      
    
政府决策机构专门化,是由现代决策的复杂性所致,也是现代决策 的又一个基本特征。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政府决策机构是当代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本条件,它至少包括以下专门化的系统:一是决策中枢系统。中枢系统是政府决策组织机构的核心和灵魂。它的主要任务是提出政府决策的问题,规定政府决策的性质、方向、原则和目标,确认政府决策的标准,确定政府决策的基 本规范和程序;对各种方案进行讨论和分析,并最后选定决策方案。二是参谋咨询系统。参谋咨询系统是政府决策中枢系统的思想库、智囊团,其职能是对决策中枢系统提出的决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提出决策根据,制定决策方案,以备决策中枢系统选择。由于现代政府决策对象的复杂化、智能化,加之,政府决策 者知识和经验的有限,因此科学的政府决策离不开参谋咨询系统功能的发挥。三是信息情报系统。信息情报是政府决策的依据。对于决策的科学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信息情报系统的职能是经常地搜集、整理、筛选、加工和贮存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信息资料,以保证政府决策有大量、充足、准确、全 面的信息情报和资料可资运用;分析决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现决策的偏差,并及时反馈到决策中枢系统。四是监督反馈系统。它的主要功能是监督政府决策本身是否正确,并及时反馈到决策中枢,以避免政府决策的重大失误;监督已经通过的法律和既定的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发现问题和偏差,及时纠正。
      
    3
、政府决策制度。政府决策机制不仅要明确其决策主体和机构,而且还要建立决策的规章制度,即决策制度。决策制度是构成决策机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当 代政府决策制度主要包括三大项:一是关于决策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这一制度要求开拓多种渠道,倾听民众呼声,从民众中吸取智慧,使政府决策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建立在深厚扎实的群众基础之上,真正做到顺民心,合民意。要建立社情民意调查网络,通过观察社会舆论、定期进行民意测验、社情形势综合分析等,主动采 集和深入了解和准确掌握社情民意。要重点解决强势群体、弱势群体和中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不平等地位和对政治系统影响上的差异,以此作为有利于政府全面认识决策的第一信号。二是关于决策公开制度。这一制度要求除依法应当保密之外,政府决策的事项、方式、过程和结果都应当在适当的范围予以公开。决策公开制度 主要指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政府在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由于涉及到或直接影响到一个地方的资源生态、生存条件、民众福利、人文社会等方面,将对国计民生、子孙后代产生重大后果,因此,必须向社会公示,并举行听证。如果民众对政府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必将导致政府决策缺乏 民众的支持、认同和有效监督,影响决策的质量,进而影响决策的执行和实施。三是关于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这一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决策的随意性,大大增强了决策者的责任意识、风险意识,促进珍惜民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这一制度坚决实行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决策的责任考核、评议、警示、奖罚制 度,同时还要建立与决策责任制相关的包括决策失误赔偿制、决策失误辞职制等一系列的相关制度,加强对决策权力的制约和控制,明确决策系统的权力和责任。
      
    
建 立政府决策制度,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建立政府决策制度,目的就是要为决策制度立法,以便依法约束政府决策主体的行为,实现政府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的法制化。因此,建立政府决策制度,实行决策制度化,体现了法制化的特征。它使政府机关及其决策者的权力受到法律和人民的有效监督。
      
    4
、 政府决策程序。政府决策的主体、机构和制度,只有与一定的决策程序相结合,才能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运行着的有机整体。从一定意义说,政府决策就是按程序决策。政府决策需要程序,而且要求规范化。政府决策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决策必须按照民主、科学、法制的规范化程序进行。这是因为,从政府决策类型来看,政 府决策尤其是重大决策,多属风险型决策,总是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为使决策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际,必须制订政府重大决策的基本程序,规范决策行为。政府决策程序的规范化,主要应该包括发现问题,确定目标;预测分析,充分论证;综合评价,方案选优;实施反馈,修正完善这四个决策环节程序的规范化。
      
    
中 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政府的决策活动和决策过程必须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决策原则要求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基本方针,完善议事和决策机制。集体领导,即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决定,决议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即会前充分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会上启发大家畅所欲言,会议讨论结束时正确集中大家的意见,坚决克服自行其事、擅自行动和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现象;个别酝酿,即要预留充足的酝酿时间,遵循酝酿的基本程序,把握酝酿的基本要求,遵守酝酿的组织纪律,不搞庸俗交易,不搞自由主义,或把思想沟通变成硬性说服的现象;会议决定,即抓好决策前的调查研究,开会前出安民告示,会议中充分讨论,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 出决定。具体地说,民主集中制的决策运行程序,要求有六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是抓住大事定议题;二是调查研究拿预案;三是个别酝酿求共识;四是民主集中作 决断;五是分工负责抓落实;六是监督执行重检查。这和四个环节的决策程序是相当契合的。
      
    
三、改革和完善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建议
      
    针对我国政府决策存在的问题,坚决克服和遏止决策失误,必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府决策机制,卓有成效地推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依法决策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决策模式的形成,加快推进政府决策朝着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轨道的发展。
      
    1
.确立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府决策机制,首先必须确立我国政府决策的指导思想。我国政府决策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什 么是决策科学化?决策科学化是相对于传统的经验决策而言的,它是指以科学先进的理论为指导、科学的技术方法为手段、科学的决策程序为依托、科学的决策评估为保障而进行的决策活动。决策科学化是新形势对决策的客观要求。从国际看,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竞争剧烈复杂,决策环境瞬息万变,决策的难度越来 越大,决策失误的后果越来越严重。从国内看,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给政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决策难题。试图运用经验解决极具复杂性的政策问题必然会带来政策灾难。非但不能解决政策问题,反而会制造新的政策问题。因此,国内外的形势迫切要求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决策科学化强调建 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强调决策过程中要借助外脑,强调将决策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决策科学化要达到以下基本要求:任何政府决策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立足于现实基础;科学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大量的、系统的、准确的信息资源基础之上,必须全面地收集、掌握和处理重要的政策信息,对问题 的发生、现状和发展趋势要有充分的了解,尽可能降低决策的不确定性;决策要坚持公共利益取向,能够从维护和实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并搞好利益的综合平衡,促进社会公正。
      
    
什么是决策民主化?决策民主化就是作决策时,既充分重视决策集体中所有成员的意见和判 断,反对独断专行和个人说了算,又重视智囊机构的意见和判断,并且尽量使所有利益关系人都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在此前提下,根据最能反映民意的规则作出决断,使决策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民主是一个政治体系在政治上的首选价值标准,因此,决策民主化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民主政治需要的不仅是民主形 式的代表机关,而且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制度,让群众实际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也就是说,民主政治要求公民不能仅仅通过他们的代表行使决策权,而是要更多地参与实际决策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实行政务公开,以便公民能够对政府决策实行有效地监督,直接行使作为国家主人的民主权利。
      
   
除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外,还要强调决策法制化。2004322国务院颁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指出要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 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同年颁发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在第四章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再次指出,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这两个文件都包含了决策要法制化的意思。但是,迄今为止,在党的文件正式的行文上还没有明确提出三化问题。因此,我们建议,我国政府决 策的指导思想应该明确地表述为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
      
    
决策法制化就是用法制手段规范、约束决策行为,将政府决 策纳入法制化轨道。决策法制化能够使政府决策更加合理、公正或避免重大决策失误。决策法制化是依法治国原则在公共决策领域的具体体现。从促进决策者的观念转变、实现决策层的重新定位,到规范决策过程、完善决策的方式方法,再到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健全对决策的监督,法制化都是重要的动力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是法治政治,党组织只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和决策,才能实现其领导作用。现代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政府只有依法决策和行政,才能担当起在市场经济中的应有角色。决策法制化的核心是规范决策的制度和程序,决策从提出问题、调查研究到咨询论证、信息公开和听证、最终决定,都以法律为依据,按法律要求 运行。因此,强调决策法制化具有重大意义。这有助于对政府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包括决策的立项、决策预案的条文、决策的程序方法,都应作适法性审查,以杜绝政府政策与国家法律相违背、地方和部门政策与国家宏观政策相违背、各部门政策相互冲突的现象发生。并把它作为政府进行决策的前置条件。
      
    2
、 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的权力运行机制。行政权客观上划分为行政决策权、行政执行权、行政监督权,这是行政权力的三分法,三权应该分别授 权使用。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则是行政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合一的体制,正是这样的体制造成了我国政府机构权力的过分集中。为了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性弊端,我们认为,必须改变传统的三权合一体制为三权分开的新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是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府决策机制的根本性环节和关键性的突破。
      
    
我国现有政府的部委不但拥有决策权、执行权,而且拥有监管权。首先,决策权和执行权合一。它表现为 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都是在一个政府部门内进行,而且对其进行监督的还是这个政府部门内的这些人。这种三合一的政府行政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 成的。当然,应该肯定三合一的政府行政体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管理过细,一身三任,既当组织员, 又当运动员裁判员的政府行政体制,显然已经不适合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管理了。
      
    
在当代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断科 学化、效能化的大趋势下,我国三合一的政府行政体制非改不可。有鉴于此,从十六大报告开始,我们党即探讨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取向问题,提出按照精 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科学规范部门职能,合理设置机构。这是我国第一次把行政管理分为三个环 节,提出必须按照三个环节规范部门职能。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而且 强调了,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是第一次明确地把十六大报告中关于行政管理的三环提升为三权,并且首先强调三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其次才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我们认为,应该把十七大报告关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相互区分、 既制约又协调的这段重要论述,看成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决策机制的指南,对我国政府的行政权力进行科学分离,转变政府职能;对政府的行政部门和机构进行权能划分,使它们分别掌握行政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
      
    3
、实行决策过程中的分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府决策机制,不仅要建立决策权与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的权力运行机制,还要借鉴决策的科学理论和西方国家的决策经验,在决策过程中实行的分离,按照谋者不断,断者不谋的原则,建立分离的决策运行机制。,主要由对决策起参谋咨询的辅助机构(或称决策的智力支持系统)承担,提出决策议案;,主要由决策的中枢机构和行政首脑承担,负责对决策议案拍板决断。把中分出来,要做好以下三件事:
      
    
首 先,要完善体制内的政策研究组织机构,确保其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客观性、自主性,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研究组织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使其不受党派、集团、群体的价值取向与利益偏好的影响。这些政策研究组织机构,在人事管理上,在人员的工资待遇和奖惩等方面独立于行政机关,其活动由法律予以保证,使它们能够独立自 主地进行决策研究与咨询。要充分发挥现有党委部门的政策研究室,与政府部门有关的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参谋咨询作用,而不能让它们蜕变为起草文件和报告的秘书班子,或单纯论证政策正确性的官方写手。
      
    
其次,要大力发展体制外的政策研究咨询组织,让它 们充分参与政策决策的谋划。目前,体制外的政策研究咨询组织主要有大学和民间非营利性研究机构,还有是商业性研究机构。比如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的研究部,这些机构主要为其公司和机构的利益服务。总体说,我国体制外民间的政策研究咨询组织发育缓慢,不仅数量少,而且力量弱小。要打破由官方机构完全承担决策任 务的格局,鼓励体制外民间政策研究咨询组织的发展,使其在资质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同等条件地承担政府决策方案的招投标任务。体制外民间的政策研究咨询组织的发展,有利于积极发挥其人才集中、研究领域广泛、能直接体察民情民意、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的特点,为更好地实现政府的决策目标服务。政府要有向体制外组织 和机构购买服务的意识,凡事不一定都要自己亲自办,可以采取委托的方式。
      
    
第三,要建立和完善专家咨询制度。专家咨询 制度是决策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专家通过对决策方案的可行性或不可行性研究,发现决策存在的问题,可以尽量避免决策不失误或者少失误。因为决策者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决策,有的问题专业性、技术性很强,涉及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决策者不可能成为各个领域的行家里手。因此,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可以把各学科、各行业 的专家组织起来,对重大决策发挥有效的顾问、参谋作用。建立专家咨询制度需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专家咨询的独立性问题。如果专家咨询缺乏独立性,那么专家咨询就失去了价值。不管什么样的决策课题,决策者应该让专家根据客观事实得出自己的科学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对领导的决策具有科学价值。决不可领导自 己先下结论,然后让专家千方百计地来论证自己结论的正确性。在咨询过程中,决策者应与专家回避,不采取领导与专家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会形式,以避免专家在压力下说违心的话。二是建立专家咨询的道德规范和责任制度。我们现在很多失误的决策不全是领导拍脑袋做出的,而是都有专家的论证。因此,必须建立咨询专家的 道德规范,对于重大失误的决策,参与论证的专家应独立地负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重大 决策的范围和程序。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府决策机制,必须区分政府决策的类型、层级,界定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决策范围。政府决策在分类上,一般可分为常规决策、重大决策。在层级上一般可分为中央、地方、基层。常规决策是指,所解决的是那些经常重复出现、性质非常相近的例行性问题,可按程序化步骤和常规性 的方法处理。重大决策,是那些具有宏观性、全局性、方向性和原则性等特征的战略决策,是偶发的、无先例可循的、非常规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难以照章行事,需要有创造性思维。鉴于常规决策比较单纯、浅显,因此,那些属于中央、地方、基层层级的常规决策,就不在我们的研究之列。这里,我们着重研究的 是属于中央、地方、基层层级的重大决策。
      
    
首先,必须确定哪些项目属于重大决策的范围。什么是重大决策呢?党的十三大 报告曾经做了这样的分析:中央、地方、基层的情况不同,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决策,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 展开。党中央应就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等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省、市、县地方党委应在执行中央路线和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对地方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这一段论述,从大的方面把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面的重大决策说清楚了,但也还需要细化。这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其中地方又分为各个的省、市、县,情况千差万别,但不管怎样,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把各级政府及其职能 部门重大决策的范围搞清楚,确定下来,列出一个决策项目清单
      
    
其次,在明确了纳入各级政府重大决策的范围后,凡 是涉及重大决策范围的决策事项,还要严格其决策程序。必须遵循决策的一般程序,如包括:(1)调查研究。(2)提出决策议题;(3)决策草案设计;(4) 决策协调;(5)合法性审查;(6)决策草案讨论;(7)决策形成;(8)决策评价或追踪稽查;(9)政策调整。除一般程序外,重大决策还要走一些特殊的 程序。例如,凡是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涉及民生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实行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的相结合,要严格以下程序:(1)组 织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的专家论证(可行性论证和不可行性论证);(2)公民听证;(3)社会公示制度;(4)立法机关审议批准。
      
    
第 三,建立决策审议会制度,重大决策要经过决策审议会评议。各级政府应成立决策审议委员会,其成员应有一半以上是社会上的专家和民意代表。决策审议委员会的任务是:进行民意调查,起反映民心、集中民智作用;完成决策议题的初审、决策方案设计承担组织(人)的初定;对决策设计组织(人)的调查行动进行指导;对 决策方案设计组织报来的决策草案进行评议和审查;对有疑点的决策草案组织二次抗风险分析。决策审议委员会开会时取民主集中制方式,少数服从多数进行决定。
      
    5
、 建立深入了解民意的决策信息支持系统。一个灵敏、高效的决策信息支持系统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一是信息传送渠道必须是多元的。按照信息论的理论,单一的信息传送渠道,必然造成信息的不当约简、信息超载、本底噪音现象、主观滤波现象、小道消息泛滥等问题,并最终导致信息偏离的倾向性积累和信息失真。二是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要尽量少。传播渠道的长短影响着传播的效率,也影响着信息内容的真实性。信息的渠道长度与信息在传送过程中的磨损成正比。所以信息传递途径越长,到达决策者那里的信息就可能已变味,甚至与客观实际完全相反。三是信息机构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能力,能有效避免信息被遗漏或截留,提高信息交流的效率和质量。
      
    
目前,建立深入了解民意的决策信息支持系统必须做到:第一,强化现有体制内机构 的信息能力。由于国家行政组织的重要地位,体制内信息是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2007年颁发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政府信息和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涉及11个大项,充分体现了公开是常规,保密是特例的开放原则。国家行政组织能够收集到比较准确、真实而全面的信 息。因此,必须强化体制内机构的信息能力,以保证相关决策者能实时掌握社会经济运行情况。第二,重视体制外信息源。体制外信息源主要是指利益团体所反映的决策信息。利益团体一般都是由利益相近、背景相似的人员组成,利益团体所表达的利益需求一般都具有条理化的特点,稍加处理就能为决策所用。并且重视体制信 息源,还可保证决策能较好地兼顾各方面的利益需求,防止社会冲突。因为政策就是各团体之间为争取自身利益而相互竞争并达成妥协的产物。第三,建立信息搜集和传达制度。对于如何搜集信息、谁负责搜集哪些信息,哪些信息应传达、应通过什么渠道传达、传达到什么机关、信息传达的时限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建立 决策信息传递失真责任追究制度,防止信息失真的现象发生。
      
    6
、完善真正发扬民主的决策参与和监督机制。涉及经济社会和民生的重大问题决策,从决策酝酿到决策确定和执行,整个过程都要有公民的参与,并受到有效的广泛监督。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公民参与和监督包括公众建议、公民评议、舆论监督,检举控告、申诉弹劾等。
      
    
完 善真正发扬民主的决策参与和监督机制必须做到:第一,依法建立和完善决策的公开听证制度和社会公示制度。公开听证制度要广泛吸纳各界群众代表参与政府决策,特别是接纳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代表,使政府决策更加及时准确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各界群众的价值偏好。要通过舆论监督,保证听证和公示过程的公开 和透明。在完善公开听证制度和社会公示制度中,应把民意调查纳入其中,作为一个重要权重。第二,发挥各级人大、政协在政府决策方面重要作用。对于财政出资的重大决策项目和政府所有重要事项,均应提交同级人大审核通过后才能实施。各级政协要参与重大项目的决策。中央和地方的重大项目应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就要 听取政协的意见。第三,建立和完善决策的审计和评价制度。对决策前、决策中和决策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政策的成本、效果和产生的各种影响等进行系统的审计和评估研究。对决策实行经济效益审计,审计结果应向人大提交报告,并予以公示。要用科学的指标体系对决策进行评估,保证政策不仅注重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而 且同时注重经济效益。第四,建立和完善决策问责制度。根据对决策所进行审计和评估的结果,只要是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都要追究责任,轻则应受到相应的经济处罚和降职,重则不仅要辞职,而且应追究刑事责任,直接领导与主管领导要负主要责任。属于集体决策失误的应追究决策时一把手的责任。同时,决策者应承 担历史责任,即使决策过了若干年才发现存在重大失误并造成重大损失,也无论决策者升到什么级别,调到何处去了,都应追究其责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根生:《反对意见的价值》,《瞭望》1999年第1期,第43页。
     
     
范大华、姚瑞华:《决策合法化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决策导刊》2007年第2期。
     
     
温家宝:《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人民日报》20072132版。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人民日报》20070425,第8版。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9年01月2日, 星期五 11:02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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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81218 15:06:57  来源:新华网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8年12月18日)

胡锦涛

    同志们:

    1978年12月18日,也就是30年前的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就是要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伟大成就,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经验,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国内外大势呼唤我们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步骤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健全,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30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接力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我们党先后召开6次全国代表大会、45次中央全会,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30年来,我们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

    我们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我们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问题。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30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

    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卓有成效,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公民道德建设、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推进,文化事业生机盎然,文化产业空前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人们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全民族文明素质明显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

    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全社会创业活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国。社会管理不断改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我们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加强,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扎实贯彻,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成功开辟,裁减军队员额任务顺利完成,军队武器装备建设成效显著。军队、武警部队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军政军民团结不断巩固。人民军队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能力全面增强,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特别是抗击各种自然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成功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繁荣稳定。祖国大陆同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不断加强,两岸政党交流成功开启,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出历史性步伐,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斗争取得重要成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呈现新的前景。

    我们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成就。我们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同发达国家关系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谊更加巩固。我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显著上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深入进行,思想理论建设成效显著,党内民主不断扩大,党内生活准则和制度不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朝气蓬勃,党的作风建设全面加强,党内法规更加完善,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推进,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力显著提高,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增强。

    30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党和人民经历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无论是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国内严重政治风波,还是面对西化、分化图谋和所谓的“制裁”,无论是面对历史罕见的洪涝、雨雪冰冻、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还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党和人民始终同心同德、奋勇向前。特别是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今年以来,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圆满成功,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顺利完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积极成效,这些都生动展现了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伟大力量,展现了阔步前进的13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我们党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30年的伟大成就,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正在并将进一步在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充分显现出来。

    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一切亲身经历了这30年伟大变革并贡献了自己力量的中华儿女,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华夏子孙,都有理由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感到自豪。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各条战线上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积极努力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国朋友和世界各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深切地怀念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时此刻,我们要向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把这一伟大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永远铭记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历史功绩!

同志们!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我们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十七大阐明的“十个结合”。

    (一)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我们要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深入人心、更好发挥指导作用。

    (二)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30年来,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

    我们党作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不发达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30年来,我们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夯实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又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基本路线是兴国、立国、强国的重大法宝,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必须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坚持执政为民、紧紧依靠人民、切实造福人民,在充分发挥人民创造历史作用中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30年来,我们坚持人民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紧依靠人民,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人民中汲取智慧,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得到人民充分信赖和拥护,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内在统一,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我们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既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我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其他劳动群众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基本力量的作用,又支持新的社会阶层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作用,使全体人民都满腔热情地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通过改革发展为人民群众造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要始终坚持同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在人民的实践创造中吸取营养,丰富和完善党的主张,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四)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30年来,我们既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实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我们党带领人民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又必须积极探索能够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全社会发展积极性的体制机制,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们党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正确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着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我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励先进、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五)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30年来,我们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我们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们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六)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30年来,我们既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即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着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我们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七)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30年来,我们既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又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通过深化改革、实行正确方针政策,努力提高全社会推动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积极性,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发展活力。同时,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我们把提高效率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经济效率提高、促进社会和谐。我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优先发展教育,大力促进就业,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们要始终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八)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30年来,我们既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国际环境,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全面分析判断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进行处理,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同时,我们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坚持趋利避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我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既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九)必须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统一,确保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稳定。30年来,我们既大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在当今世界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的大环境下,始终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前进,必须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我们既坚定不移地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总揽全局、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相协调,使改革获得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及时总结改革的实践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研究解决。同时,我们深刻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我们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警惕和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我们要始终从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全面把握我国社会稳定大局,有效应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十)必须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30年来,我们既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明确党的历史方位,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齐心协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不断解放思想中统一全党思想,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推进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弘扬时代精神,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我们高度重视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使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把党和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牢记“两个务必”,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经受住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我们要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30年来,我们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的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要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战胜这些困难和风险,就必须善于从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物和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又必须善于统筹协调、把握平衡,在事物的普遍发展中形成有利于突破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合力,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复杂问题能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年的经验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和自觉运用这些宝贵经验。

    同志们!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社会战乱不已,人民生灵涂炭。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3次伟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30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党和国家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改革发展任重道远。全党同志一定要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更加同心同德地奋斗,永远保持和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的伟大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昭示我们: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我们一定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过30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认识上更深化、把握上更深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160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又为我们继续进行理论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继续以自己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我们一定要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和蔓延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我们要切实实施好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来自国际经济环境的各种风险,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切实抓好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切实保障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一定要坚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局面。我们的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党靠艰苦奋斗起家,我们的事业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也要靠艰苦奋斗去开创、去实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长期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保持清醒头脑,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上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进一步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创造新的业绩。我们要增强学习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学习做好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新知识,坚持求真务实,加强战略思维,树立世界眼光,提高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提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我们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继续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切实改进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我们要自觉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团结,进一步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画卷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同志们!

    我们取得的成就已经载入史册,新的更加艰巨繁重的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我们的前景光明而美好,我们的责任重大而光荣。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8年12月30日, 星期二 08:52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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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行云流水 2008年12月23日, 星期二 12:58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杨斌: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缺陷

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缺陷

作者:杨斌

文章来源
   中国政治学网,乌有之乡网
2008年8月28日 原载:开放导报

   中国有些经济学家抱有一种浪漫的、盲目的改革观,他们不愿意深入考察众多经济转轨国家的改革实践,一味片面地强调坚持产权改革而不深究关乎改革成败的方 向问题,不关心其倡导的改革是否能够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标,不顾其倡导的产权改革究竟会付出多大的社会成本代价。尤其令人感到担忧的是,有 些中国经济学家明明知道数十个经济转轨国家实施了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几乎无一例外地付出了巨大的惨痛社会成本代价,却不愿意深究所谓规范改革方 案的新自由主义性质,不关注大规模私有化政策与沉重社会代价之间的联系,仍然盲目地强调不惜承担任何代价也要坚持具有私有化性质的产权改革。有些经济学家 对批判新自由主义极为反感,他们否认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流行,否认存在“华盛顿共识”误导我国改革的危险,甚至将批判新自由主义指责为“干扰改革开放 ”。但是,从某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新自由主义的确对我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产生了严重误导。有些学者担心批判新自 由主义会批到自己头上,因为,他们所倡导的全面的、系统的规范改革方案,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荐的“华盛顿共识”改革方案,在非国有化、自由化、全球化等方 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只是有时用中国特色的术语对其略作包装,他们所主张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国退民进”,同俄罗斯等众多经济转轨国家的私有化也是大 同小异,实质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廉价贱卖国有资产。有些著名经济学家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但表示赞成“华盛顿共识”倡导的非国有化、自由化和 全球化,认为“华盛顿共识”政策“是为了帮助世界各国搞改革的”,反映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由此可见,不是“批判新自由主义干扰了改革开放 ”,而是新自由主义干扰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新自由主义流行全球造成的危害已举世皆知,西方培养的经济学家郎咸平也深知这一点。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却似乎对此茫然不知,至今仍然盲 目地坚持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耐人寻味的是,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危害缺乏了解和警惕。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对新 自由主义的危害反而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代表的是保守的意识形态,它不是推动进步 的社会改良或改革,而是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返古倒退。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它建立在‘市场原教旨 主义’的基础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这些政策在十九世纪曾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竭力推动”。斯蒂格利茨强烈地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称其“往坏里说 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时代,还说“无论新的共识是什么,都不能基于华盛顿”,直接点出了从华盛顿的立场出发,不可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 益。西方的社会党国际也深感“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原教旨 主义的威胁”,“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要求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道路”。倘若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反而对新自由主义的威胁毫不知 晓,对其危害采取一种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态度,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就可能像俄罗斯一样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从这种意义上说,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华 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恰恰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维护受到举世赞扬的“北京共识”的成功改革道路,捍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受新自由 主义侵蚀、威胁,防止中国重蹈俄罗斯等经济转轨国家的灾难覆辙。

  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旧自由主义倡导的极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历史,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改良的基础上,对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 “除弊兴利”,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温和中间改良道路,依照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改革才能建立现代的规范市场经济,不然国际权威组织为何积极向转轨国家推荐 新自由主义理论呢?其实,这是一种对新自由主义本质的肤浅理解,新自由主义不是“与时俱进”的温和社会改良,而是重新恢复极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返古复 辟”。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渊源可追溯到旧自由主义,它在学术理论上并没有更多的创新,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旧自由主义因大萧条早已声名狼藉,遭到西方社会改 良思潮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则以种种理论返古复辟,重新否定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同时也更彻底否定社会主义革命。我国留学西方长期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 前辈如陈岱荪、胡代光教授,在论述新自由主义的特征时就特别强调它的“浓厚的复古色彩”,将它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更为极端的翻版”。由于新自由主义顽 固坚持“绝对个人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改良,抨击政府调节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甚至反对政府禁止贩卖毒品,在西方学术界也曾普遍被视为一种“极端学 说”。我国著名经济学前辈陈岱荪曾撰文深刻指出,“近年来在国内滋长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 古旧学派的崇拜,而人们之所以以腐朽为神奇,盲目崇拜这一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的学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主流派经济学;二是为其光怪陆 离的理论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经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关系;三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

  西方媒体普遍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流行,归功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右翼保守派执政后,推动的反对二战后社会改良的“世界保守革命”,英国 撒切尔夫人执政后曾明确无误地宣称,其奉行的政策目的是要重新回到“亚当•斯密时代”,充分暴露了她领导的“世界保守革命”的本质,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复 辟极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早已存在,但是,自从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以来它在西方国家仅仅是一种边缘学派,从未得到西方主流经 济学界的认可。新自由主义骤然时来运转,摆脱以前边缘地位风靡全球,首先,是因为代表美英垄断财团利益的右翼势力,将其作为谋求全球霸权利益的战略工具, 其次,作为打击社会改良思潮的意识形态,再次,才是作为抨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自由主义是代表19世纪统治阶层利益的经济政策,与之对应的是政治领域 的保守主义政策,国际领域中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亚非拉民族实行的殖民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全球范围流行,同样伴随着右翼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潮 流崛起,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政策死灰复燃,摇身变为英美右翼政客公开鼓噪的“新帝国主义”,以及对亚非拉国家实施的隐蔽新殖民主义。有些中国经济学家对新 自由主义的极右本质茫然不知,误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搞极左回潮”,殊不知新自由主义与旧自由主义同属“极右”,旧自由主义是昔日帝国主义国家推崇的 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则是今日新帝国主义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而无论新的还是旧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都代表昔日和今天帝国主义经济利益。倘若我们为了纠正 以前“极左”的错误,将新自由主义误当作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其所犯荒谬错误的“极右”程度,就好像为了纠正王明的极左错误,干脆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 主义。正因如此。陈岱荪等长期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才尖锐地指出:美国和某些国际组织“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 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 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

  当年陈岱荪先生提出的深刻见解,今天重读显得格外令人回味。许多新一代的著名中国经济学家,都误将陈岱荪先生的谆谆告诫当做是思想僵化。其实,陈岱荪 早年留学获得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不留恋美国高等学府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还拒绝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的诱惑,解放后又因提醒人们重视战后西方的社会 改良,不赞成盲目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在政治运动中屡次挨整、遭受批判。他的警世告诫来自一片爱国真情,来自长期严谨治学的真知灼见。尤其值得敬佩的 是,陈岱荪先生富有远见的警世之言,正越来越为世界局势的发展所证实,特别是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还得到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的呼应,尽管他们对于国际组 织的强烈批评,来得要比陈岱荪先生晚了好多年。

  值得指出,陈岱荪、胡代光、陶大镛、高鸿业等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他们之所以能够深刻地洞察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与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和丰富人生阅 历有很大关系。他们解放前曾留学海外熟知西方和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对旧自由主义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掠夺有深刻体验,对当年华人在西方遭受的歧视、屈辱有切肤 之痛。尽管当年留学西方的前辈经济学家,也曾长期被灌输过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但他们通过旧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负的亲身经历,很容易看破自 由主义经济理论貌似科学的抽象演绎,不会轻易迷信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效率高的神话。但是,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被迫放弃了冷战遏制,主动对社会主义中国表现 了种种友好亲善行为,邀请了大批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访问,许多没有前辈经济学家阅历的年轻学者和党政干部缺乏免疫力,很容易为西方国家的富裕和财富所 倾倒,人们很容易相信美国推荐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是为了帮助经济转轨国家建立规范市场经济并走上富裕之路,即使依照科斯产权定律推行国有企业的大 规模私有化,甚至复辟了类似解放前的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风险,美国也会像对待台湾一样帮助中国度过经济转轨的难关。难能可贵的是,陈岱荪、胡代光、高鸿业 等老前辈经济学家,对美国扩大文化交流的友好姿态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像当年提醒人们不要盲目地批判西方经济学一样,告诫人们对美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理论保持警惕,不要走另一个极端再犯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错误。倘若说当年搞计划经济应该警惕“极左”错误,今天搞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应特别警惕另一个极 端,因为,新自由主义与旧自由主义一样具有“极右”本质,同属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为帝国主义经济利益服务且危害巨大的意识形态武 器。

  值得关注的是,前苏联酝酿改革的早期阶段,人们很羡慕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曾将其视为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后来受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的诱导,为 了推行所谓“最彻底的规范改革”,俄罗斯又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方案。但是,经历了十年改革的曲折历程后,人们纷纷指责激进改革的设计者,表面上是 推行“最彻底的规范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搞“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导致了私有化过程中腐败掠夺泛滥,形成了操纵经济 的暴富权贵阶层,国民经济下降一半,严重削弱了综合国力,国防力量衰落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利益,巨额掠夺资产通过各种非法途径流亡海外,致使投资远低于折旧 和社会设施严重老化,民众生活困苦和社会严重两级分化,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系统陷入瘫痪,恶性传染病死灰复燃而人口出现持续下降。改革结果与期盼的反差巨 大令人惊叹,但即使是从学术理论角度深入反思,这种结局并不意外而且尽在情理之中。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早已公开声称,他们反对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 制度,主张恢复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试想依照这样的返古复辟的理论搞改革,自然只能得到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的结果。

  中国有些经济学家不了解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起源,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代表了西方经济学最新成果的主流学派,将新自由主义政策当作了与时俱进的“规范改 革方案”。他们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会妨碍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在我国推进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并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其实,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也 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它对自由市场抱有极端教条主义的态度,拒绝承认自由市场经济存在任何缺陷和失灵,反对一切政府干预政策和社会改良措施,因此, 它同旧自由主义相比没有更多的理论创新,相反,它武断地否定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研究成果,诸如市场经济在微观和宏观上存在的各种缺陷,在各种条件下可能 出现的市场失灵如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等。因此,运用新自由主义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恰恰非常不利于借鉴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的研究成果。新自由主义表 面上是主张“最彻底的市场改革”,似乎是强调最充分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其实真正目的是给予垄断财团最大限度的自由,让垄断财团在不受社会约束的条件下 谋求最大私利,从而极大抑制了市场经济合理配置资源和增进社会福利的潜力,阻碍了社会其它阶层利用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的研究成果,通过政府干预改善市场经 济的微观和宏观运转效率,纠正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和失灵以争取更大社会利益。旧自由主义时代政府虽然普遍奉行不干预政策,但对于少数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 业部门,仍然存在较多的政府监管和公共企业。但是,新自由主义甚至否定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承认的少数“市场失灵”,主张即使在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 域,也必须取消政府管制和公共企业并推行彻底的私有化,包括铁路、公路、供电、燃气、自来水、医院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许多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接 受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方案,强行对电力、供水行业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结果导致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甚 至引起社会暴乱。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在论述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时,将其称之为旧自由主义的“更为极端的翻版”。

  由于新自由主义甚至拒绝承认关于市场失灵的经典研究成果,因而也更无法借鉴西方经济学关于此类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斯蒂格利茨将与公共物品、外部效应 等因素相联系的市场失灵称为“传统的市场失灵”,而将以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代理成本、不完备市场等因素为基础的市场失灵称为“新的市场失灵”,前者仅 存在于少数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行业,而后者则广泛存在于几乎一切竞争性行业之中,包括各种产品生产的竞争性行业、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等。斯 蒂格利茨还深入研究了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对新自由主义的科斯产权理论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科斯产权理没有考虑到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等诸多因 素,由此得出的结论仿佛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实际上应该被称为“科斯猜想”或者“科斯谬误”。斯蒂格利茨还与其它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合作研究,提出了关于 政府干预改善新的市场失灵的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德定律,关于企业产权和私有化问题的斯蒂格利茨-萨平顿定律。斯蒂格利茨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市场经济的研 究,被誉为推翻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体系的重大理论突破,他也因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著的考虑到现实信息因素的经济学教科书,已成 为西方最畅销的权威经济学教科书。斯蒂格利茨关于“新的市场失灵”的研究成果,对于指导转轨国家进行经济改革和企业产权改革,建立规范的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同新自由主义存在尖锐对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指导转轨国家进行改革时根本不予考虑,倘若我们指导改 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受到新自由主义误导,也很难借鉴这些西方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和最新研究成果。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方案,为了否定社会改良并复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有意将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改善市场缺陷的新成果,统统 贬低为过时的、低效率的和妨碍市场运转的,这样就能为垄断财团不受约束谋求最大私利制造舆论,推动公益事业部门的私有化并控制别国经济命脉。新自由主义还 借口无法解释石油危机后的“滞胀”,抨击揭示市场宏观缺陷的凯恩斯主义过时了,尽管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新进展已揭示出“滞胀”的原因,来自与凯恩斯理论无关 的总供给曲线变化,这样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所谓宏观调控和稳定政策,就简单化为政府除了控制货币供给外什么都不管。俄罗斯采纳了“华盛顿共识”的宏观稳定 政策,结果“放开价格、管紧货币”不仅未能实现宏观稳定,还导致了企业破产、失业猛增和物价飞涨的恶果。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指出,“华盛顿在一个 又一个国家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凯恩斯契约’的绝对对立面”,“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一个接一个陷入经济衰退,它们都发现规范的 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恶化”,而国际货币基金不顾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批评,依然顽固坚持凯恩斯理论和政府干预过时了,控制通货膨胀与防止失业两者是不可兼得 的。其实,“华盛顿共识”方案中的所谓宏观稳定政策,是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的翻版,推行这种重新包装的过时政策必然加剧经济危机,为西方资 本廉价收购、控制别国战略产业创造条件。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也认为“华盛顿共识”政策,体现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中国应采纳 “华盛顿共识”的宏观稳定、市场化、全球化等政策。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成功地同时治理过通货膨胀和失业现象,证明治理通货膨胀和 失业两者并非不可兼得,就连美国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弗利德曼教授,也非常钦佩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成就。倘若我们盲目地轻信“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恰恰 不是继承而是抛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西方学者对中国走“北京共识”道路成功的赞扬,对俄罗斯追随“华盛顿共识”路线失败的批评,充分说明盲目追随新 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政策,其实并不能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并赢得西方学者的尊重,只有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中国独有的特色,才能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并赢 得西方学者的尊重。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转轨中的公司治理失效[R].中国科学院国情报告译文,2000.
  [2]张树华著.私有化是福是祸?——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3]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4]格拉兹耶夫.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的世界秩序[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5]胡代光.评科斯产权理论中的两大支柱[A].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兼评科斯产权理论[C].何秉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美国隐蔽经济战与改革陷阱[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7]斯蒂格利茨.我从世界危机中学到了什么[R].中国科学院国情报告译文,2000.
  [8]米格尔•特伊伯尔.阿根廷:结构调整和社会脱节[J].科学与社会(美),2000~2001,(冬季号).
  [9]丁冰.略论科斯产权理论与我国国企改革[A].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兼评科斯产权理论[C].何秉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0]丹尼斯.西方银行家为掠夺资产推动全球私有化[N].政企首要摘要(美),2001-08-10.
  [11]杨斌.软战争——美国经济军事霸权挑战中国[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12]格力高力.比较经济制度学[M].霍格顿出版公司,1989.
  [13]罗伯特.库特纳.美国推动了阿根廷经济崩溃[N].(美)波士顿环球报,2002-01-07.
  [14]斯蒂格利茨.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R].中国科学院国情报告译文,1999.
  [15]沈安.阿根廷警察搜查外资银行危机中约260亿美元外流[Z].布宜诺斯艾利斯,2002-01-18.
  [16]密契尔•杰森.公司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产权结构[J].财务经济学杂志,1976.
  [17]钱德勒.看得见的手[M].商务出版社,1987.
  [18]奥利佛.市场与组织等级结构[M].迈克米兰出版社,1975.

[作者简介] 杨斌(1957—),广东大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8年12月23日, 星期二 12:49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一语惊坛:百姓不反对改革,只反对不站在百姓的角度改革而已
一语惊坛:百姓不反对改革,只反对不站在百姓的角度改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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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人民网 强国论坛

[ 强国论坛 2008-11-21 22:07:05 ] 7151字 [ 0/15165/61 ]

o 该改的改,改革的革了吗? [ 孙亚非 2008-11-22 21:52:31 ] 0字 [ 0/5/1 ]

 该革的革了?怎么革的。。。。。。总结一下啊 [ 孙亚非 2008-11-22 21:54:29 ] 0字 [ 0/3/0 ]
o 改革是官员提出来的,理所当然是站在官员的角度,又怎样会站在百姓的角度? [ 针扎到肉才知疼 2008-11-22 21:51:14 ] 132字 [ 0/7/0 ]
o 改革就應該是讓下崗職工買單嗎? [ 謙恭 2008-11-22 21:44:57 ] 0字 [ 0/18/0 ]
o 改革就是将百性利益改变为少数人的利益!———— [ 116.25.2 2008-11-22 20:02:12 ] 27字 [ 0/26/0 ]
o 开放涉房市场,利国利民 [ 艾长春 2008-11-22 18:43:47 ] 385字 [ 0/7/0 ]
o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取得实惠的改革是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 [ 评评谈谈 2008-11-22 18:31:09 ] 31字 [ 0/7/0 ]
o 改革革了谁的命??? [ 龙祥 2008-11-22 18:21:33 ] 39字 [ 0/37/0 ]
o 燃油税如果只惠及少数私家车族,还是别改了,养路费按天征收(刷卡)也行! [ 60.210.211 2008-11-22 17:58:15 ] 958字 [ 0/43/1 ]
 燃油税实施真的百姓受益吗? [ 60.210.211 2008-11-22 18:52:17 ] 30字 [ 0/22/0 ]
o 市场经济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其中就业风险最大.让老百姓来承担就业风险.公务员不承担是不公平的 [ 58.217.215 2008-11-22 16:55:54 ] 47字 [ 0/23/0 ]
o 越改越穷不如不改 [ 叹世界 2008-11-22 16:30:53 ] 0字 [ 0/67/0 ]
o 中国最低收入阶层的工人,何时能加工资? [ 117.88.196 2008-11-22 16:13:26 ] 100字 [ 0/66/1 ]
 公务员涨工资而不给工人涨工资,这是彻底地脱离了群众!! [ 222.49.129 2008-11-22 18:19:12 ] 0字 [ 0/32/0 ]
o 实践证明:管人的人即党员干部,必须是情商(品德修养)、智商(学识和经验)高人一等的人,二者缺一不可,只要缺一个,对国民来说就是灾难! [ 草民_123 2008-11-22 16:06:35 ] 0字 [ 0/16/0 ]
o 现在上下的认识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上,改革只是上面的人士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对老百姓百害而无一利。 [ yingsuhua 2008-11-22 14:46:39 ] 0字 [ 0/39/1 ]
 不要把过去好的改了,现在不好的又不改 [ 61.144.143 2008-11-22 16:33:57 ] 158字 [ 0/15/0 ]
o 费改税,只能让税小于等于费,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改的优势,让百性享受改的好处. [ 123.169.12 2008-11-22 14:24:04 ] 37字 [ 0/5/0 ]
o 有一定现实针对性,有社会责任感. [ 徐云松平人才济济 2008-11-22 14:12:30 ] 0字 [ 0/7/0 ]
o 反对任何人以改革之名千方百计为自己牟利益!!!反对任何人以改革之名千方百计为自己牟利益!!! [ 123.115.250 2008-11-22 13:39:09 ] 0字 [ 0/18/0 ]
o 改革的最大教训是: 我们的环境被污染了,社会风气也被污染了 [ 赵资料 2008-11-22 13:32:10 ] 0字 [ 0/41/1 ]
 改革的一个教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让有权有势的人先富起来” [ 赵资料 2008-11-22 14:04:58 ] 0字 [ 0/20/2 ]
 更反对…… [ 123.174.61 2008-11-22 17:48:10 ] 37字 [ 0/19/0 ]
 . 窃国大盗无人过问,小偷小摸大呼小叫。看看当今社会在收入方面存在多大的差距!!!!! [ wwwxxxppp 2008-11-22 17:22:35 ] 0字 [ 0/35/0 ]
o 论股市,从年初的牛市一下跌到了熊市,真得没人操控吗!我认为现在猴市才正常啊!!! [ 221.204.92 2008-11-22 13:05:14 ] 0字 [ 0/5/0 ]
o 论其它,王木匠能称为虚拟经济的典范精英吗! [ 221.204.92 2008-11-22 13:00:41 ] 0字 [ 0/19/0 ]
o 我觉得现在不该再隐瞒陇南事件的真相了,国外很多网站不但有武警和警察打人的视频,而且还有照片。再这样欺上瞒下对谁都没有好处。 [ 万象洞 2008-11-22 12:55:37 ] 61字 [ 0/317/0 ]
o 论中国的教育,将勤劳致富,勤俭持家的中国千年的美德,丑化为是人格缺失的吝啬,将贪敛公财,挥霍无度的人视为精英,(魔兽教育) [ 221.204.92 2008-11-22 12:52:32 ] 0字 [ 0/19/0 ]
o 名校成了投机分子们的大染缸,就坏了啊! [ 221.204.92 2008-11-22 12:44:46 ] 0字 [ 0/5/0 ]
o 只有改革才有发展。改革的目的必须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 [ 金晴 2008-11-22 12:44:40 ] 0字 [ 0/14/0 ]
o 面对日渐增多的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法界和教育精英们,麻木不任甚至视而不见!德,孝真能盛行中国吗? [ 221.204.92 2008-11-22 12:40:58 ] 0字 [ 0/12/0 ]
o 论北大招生将不招收不孝敬父母学生:很多人是生来就带有"恶葵"的啊!先改革了保护恶性人品的未成年保护法,再说吧! [ 221.204.92 2008-11-22 12:34:38 ] 0字 [ 0/0/0 ]
o 改革的结果要让老百姓住得起,学得起,病得起,活得起,死的起。这样的改革老百姓欢迎!反之,老百姓不拥护! [ 124.79.215 2008-11-22 12:34:08 ] 51字 [ 0/18/0 ]
o 大多数人民反对,少数即得了利益人拥护的改革,绝对不是科学正确的改革了! [ 221.204.92 2008-11-22 12:26:25 ] 0字 [ 0/14/0 ]
o 失败是成功之母!最可怕的是为了少数人的私欲和贪婪,而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下去了啊! [ 221.204.92 2008-11-22 12:21:18 ] 0字 [ 0/7/0 ]
o 改革就是将百性利益改变为少数人的利益!————以为改什么? [ 野虎深山 2008-11-22 12:21:06 ] 0字 [ 0/7/0 ]
o 坚决拥护科学正义的改革!坚决反对贪污腐败,鱼肉人民的乱改革! [ 221.204.92 2008-11-22 12:17:14 ] 0字 [ 0/11/0 ]
o 不要以为戴上改革的帽子就什么都是对的 [ 东北老人 2008-11-22 12:15:52 ] 58字 [ 0/14/0 ]
o 改革是人类改造自然,走向文明的必然进程,但仅一个东浣就改革得几干家成熟的企业,瞬间关张了,却对不知深浅的新生企业还引以为荣,就 [ 221.204.92 2008-11-22 12:13:06 ] 0字 [ 0/6/0 ]
o 为什么要站在百姓的角度改革,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 我的宝宝我爱 2008-11-22 12:08:19 ] 0字 [ 0/4/1 ]
 百姓在哀求上天的缞怜吗? [ 我的宝宝我爱 2008-11-22 12:13:53 ] 0字 [ 0/10/0 ]
o 什么房价了,医价了的,关键要看为人民服务的权贵们的态庋了!为自己服务就都贵了,反之就便宜了吗!是不是! [ 221.204.92 2008-11-22 12:03:09 ] 0字 [ 0/0/0 ]
o 改革必须有图纸,摸了三十年了,不能再摸了,再摸下去大厦必倾矣! [ 草皮缺水 2008-11-22 12:02:50 ] 0字 [ 0/30/0 ]
o 说实话房价大涨,官商共乐啊!房价大跌!断了官商的财路了!所以共急了!对不对! [ 221.204.92 2008-11-22 11:59:41 ] 0字 [ 0/2/0 ]
o 曾听官员说,房价大跌最大受害者是老百姓,怎中房协又说:房价大跌最大受害者是地方官员了:晕了! [ 221.204.92 2008-11-22 11:55:48 ] 0字 [ 0/7/0 ]
o 请问:你们收上这么贵的停车费干什么啊!一市场收费员回答说,我们几个人分啊,下饭馆,去歌厅了!!! [ 221.204.92 2008-11-22 11:52:33 ] 0字 [ 0/10/0 ]
o 这税那费的,不要坑上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惠及了极少数人,就好了啊! [ 221.204.92 2008-11-22 11:48:09 ] 0字 [ 0/0/0 ]
o 论燃油税改革!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重了,就行了! [ 221.204.92 2008-11-22 11:44:52 ] 0字 [ 0/15/0 ]
o 是啊!改革开放绝没错,但是改革的干部们越来越富了,建设者和劳动人民却越来越穷了,就不拥护了啊!!! [ 221.204.92 2008-11-22 11:41:55 ] 0字 [ 0/11/0 ]
o 措词要艺术一点嘛,不要说先“横”起来,而要说先戴起表来。 [ 阿梁200509 2008-11-22 11:20:27 ] 0字 [ 0/10/0 ]
o 林次所横不横呵?怎么不处理阿? [ 叹世界 2008-11-22 11:09:40 ] 0字 [ 0/8/0 ]
o 说的好 [ 117.11.240 2008-11-22 11:06:16 ] 29字 [ 0/2/0 ]
o 精彩!一针见血地揭出了“暴发户”心态! [ 砚池灯火025 2008-11-22 10:39:08 ] 19字 [ 0/21/0 ]
o 应改是先富带动共同富,至于"横"如果违法犯纪那是谁都不能允许的 [ 心语反思 2008-11-22 10:35:46 ] 0字 [ 0/3/0 ]
o 有点横 [ 哈哈嘿嘿哈哈 2008-11-22 10:02:20 ] 3字 [ 0/3/0 ]
o 古今中外,男女老少,财大腰粗,自然规则。焉能做到不允许年轻男人的JJ硬起来??? [ 欧阳朔月 2008-11-22 10:02:01 ] 69字 [ 0/39/0 ]
o 现在的有钱人就喜欢横着走路的? [ 210.72.4 2008-11-22 09:50:13 ] 46字 [ 0/52/1 ]
 都是河蟹惹的祸。 [ 草皮缺水 2008-11-22 15:57:20 ] 0字 [ 0/7/0 ]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8年12月23日, 星期二 12:39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胡锦涛在纪念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胡 锦涛同志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讲话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伟大意义,深刻总结了3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明确指出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前进方向,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 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新华网报道]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将于今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华网将现场直播大会盛况。 [ 2008-12-18 08:24:37 ]

  [吴邦国]同志们: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唱国歌。 [ 2008-12-18 09:59:53 ]

  [吴邦国]请坐下。 [ 2008-12-18 10:02:10 ]

  [吴邦国]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作重要讲话。 [ 2008-12-18 10:02:36 ]

  [胡锦涛]

  [吴邦国]:同志们: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唱国歌。

  [吴邦国]:请坐下。

  [吴邦国]: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作重要讲话。

  [胡锦涛]:同志们:1978年12月18日,也就是30年前的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周年,就是要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伟大成就,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经验,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 事业推向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 史关头召开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 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遭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业待 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国内外大势呼唤我们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 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 决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步骤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健全,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 天。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 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 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30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 体、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竭力推进改革开放伟大 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我们党先后召开6次全国代表大会、45次中央全会,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 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30年来,我们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

  我们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 层经营体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 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 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 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从1978年到2007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 元。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 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我国经济 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我们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问题。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 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 平。这30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 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 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 到更好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发展壮大,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

  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卓有成效,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公民道德建设、青少年思想道德建 设全面推进,文化事业生机盎然,文化产业空前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人们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全民族文明素质明显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 著增强。

  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 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全社会创业活力明显增强。社会保 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国。社会管理不断改 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我们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 就。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加强,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扎实贯彻,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成功开辟,裁减军队员额任务顺利 完成,军队武器装备建设成效显著。军队、武警部队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军政军民团结不断巩固。人民军队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能力全面增强,在保卫祖国、 建设祖国特别是抗击各种自然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成功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迈出重大步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繁 荣稳定。祖国大陆同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不断加强,两岸政党交流成功开启,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出历史性步伐,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斗争取 得重要成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呈现新的前景。

  我们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方位外交取得 重大成就。我们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同发达国家关系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谊更加巩固。我 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显著上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 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深入进行,思想理论建设成效显著,党内民主不断扩大,党内 生活准则和制度不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朝气蓬勃,党的作风建设全面加强,党内法规更加完善,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推进,党领导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力显著提高,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增强。

  30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党和 人民经历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无论 是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国内严重政治风波,还是面对西化、分化图谋和所谓的“制裁”,无论是面对历史罕见的洪涝、雨雪冰冻、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 等重大疫病,还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党和人民始终同心同德、奋勇向前。特别是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紧紧依 靠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今年以来,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圆满成功,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顺利完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积极成效,这些都生动展现了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伟大 力量,展现了阔步前进的13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我们党提出的现 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30年的伟大成就,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 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 和深远影响,已经、正在并将进一步在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充分显现出来。

  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 果。一切亲身经历了这30年伟大变革并贡献了自己力量的中华儿女,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华夏子孙,都有理由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感到自豪。在这里,我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各条战线上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 民警,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积极努力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 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国朋友和世界各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深切地怀念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 等老一辈革命家。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以邓小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时此刻,我们要向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把这一伟大 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永远铭记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历史功绩!

  同志们!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我们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十七大阐明的“十个结合”。

  (一)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 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 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 展真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 出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 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 学社会主义。我们要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深入人 心、更好发挥指导作用。

  (二)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 来,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30年来,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 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

  我们党作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科学论断,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 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 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 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 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不发达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30年来,我们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夯实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又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兴国、立 国、强国的重大法宝,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是党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 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必须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 合起来,坚持执政为民、紧紧依靠人民、切实造福人民,在充分发挥人民创造历史作用中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30年来,我们坚持人民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 科学原理,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紧依靠人民,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人民中汲取智慧,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 党得到人民充分信赖和拥护,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改革开放是人民的 要求和党的主张的内在统一,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我们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 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我们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 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既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我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 重大方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其他劳动群众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基本力量的作用,又支持新的社会阶层发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的作用,使全体人民都满腔热情地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通过改革发展为人 民群众造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要始终坚持同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在人民的实践创造中吸取营养,丰富和完 善党的主张,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0:45]

  (四)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 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30年来,我们既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又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实现经济建设 这个中心任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我们党带领人民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又必须积极探索能够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全社会发展积极性的体制机制, 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们党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目标模式,正确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着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我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又毫不动摇地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励先 进、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 不断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五)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 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30年来,我们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 力。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顺应经 济社会发展变化、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 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进决策科学化、民 主化,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我们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树立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 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们要始终坚 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六)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30年来,我们既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 展即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 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着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 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 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 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我们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 好保障。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七)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 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30年来,我们既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又高度重 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 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我 们通过深化改革、实行正确方针政策,努力提高全社会推动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积极性,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发展活力。同时,在我国改革 发展关键阶段,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我们把提高效率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最大限 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经济效率提高、促进社会和谐。我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优先发展教育,大力促进就业,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们要始终 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 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八)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30年来,我们既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 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国际环境,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 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全面分析判断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经济全 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 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 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对于一切国 际事务,都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 同存异的精神进行处理,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同时,我们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 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坚持趋利避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促进 人类文明繁荣进步。我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既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九)必须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坚 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统一,确保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稳定。30年来,我们既大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坚持改革是 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在当今 世界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的大环境下,始终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前进,必须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我们既坚定不移地大 胆探索、勇于创新,又总揽全局、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推进经济体制、政治 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相协调,使改革获得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及时总结改革的实践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 题出来抓紧研究解决。同时,我们深刻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我们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社 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警惕和防 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我们要始终从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 出发,全面把握我国社会稳定大局,有效应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十)必须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30年来,我们既紧紧围绕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明确党的历史方位,坚持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拒 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齐心协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 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人 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自身建 设,在不断解放思想中统一全党思想,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推进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继承党 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弘扬时代精神,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我们高度重视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使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把党和人民利益摆在 第一位,牢记“两个务必”,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经受住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考验。我们要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 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 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 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30年来,我们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的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

  要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战胜这些困难和风险,就必 须善于从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物和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又必须善于统筹协调、把握平衡,在事物的普遍发展中形成有利于突 破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合力,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复杂问题能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 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 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年的经验 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和自觉运用这些宝贵经验。

  同志们!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社会战乱不己,人民生灵涂炭。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三次伟大革命。第一次革 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 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 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 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30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 比,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 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 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 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党和国家工作中还存 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改革发展任重道远。全党同志一定要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 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更加同心同德地奋斗,永远保持和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的伟大历程和伟大成就深 刻昭示我们: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 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定 不移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 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我们一定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过30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认识上更深化、把握上更深刻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 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 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160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又为我们继续进行理论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间。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坚持不 懈地为之奋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 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 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 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 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 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 模式。

  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继续以自己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我们一定要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 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和蔓延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 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 对外开放的要求,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 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 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要切实实施好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 措施,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来自国际经济环境的各种风险,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 实反映群众意愿,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切实抓好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切实保障人民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权益,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一定要坚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不断开创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局面。我们的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党靠艰苦奋斗起家,我们 的事业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也要靠艰苦奋斗去开创、去实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长期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我们要增强忧患意 识,始终居安思危,保持清醒头脑,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上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进一步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创造新的业 绩。

  我们要增强学习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学习做好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新知识,坚持求真务实,加强战略思 维,树立世界眼光,提高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省人事,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提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

  我们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继续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切实改进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我们要自觉维护全党 的团结统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团结,进一步把我们自 己的事情办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画卷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同志们!

  我们取得的成就已经载入史册,新的更加艰巨繁重的任务 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我们的前景光明而美好,我们的责任重大而光荣。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吴邦国]:同志们:刚才,胡锦涛同志发表了十分重要 的讲话。讲话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伟大意义,深刻总结了3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明确指出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前进方向,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并全面贯彻到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去。

  [吴邦国]同志们:刚才,胡锦涛同志发 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讲话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伟大意义,深刻总结了3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明确指出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前进方向,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 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并全面贯彻到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去。 [ 2008-12-18 11:37:10 ]

  [吴邦国]我们隆重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要进一步动员和激励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伟大道路继续奋勇前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 2008-12-18 11:37:52 ]

  [吴邦国]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 2008-12-18 11:38:19 ]

  [吴邦国]大会到此结束,散会。 [ 2008-12-18 11:39:56 ]

  [新华网报道]大会现场直播到此结束。 [ 2008-12-18 11:40:02 ]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8年12月20日, 星期六 19:44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农民工群体改变中国社会结构

从乡土到城镇——

农民工群体改变中国社会结构

    编者:社会流动性增强,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业化的推进和城镇化的发展,全国已有超过1/3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

    从最初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到进 城打工,中国农民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国家在逐步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降低进城就业的门槛,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 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特别是明确了要推进户籍改革,为农民的身份转变创造了条件。如今,《农民工之歌》走上春晚,农民工代表首次亮相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亿万农民正在“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上昂首向前。

    何康:上世纪80年代,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 的劳动力,产生了人往哪里去,要改善生活,钱从哪里来等问题,农民在原有的大队企业基础上,发展了乡镇企业。把农民固定在一亩三分地上,就是用足了力量也 很难改变农村的经济面貌,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把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这是一种伟大创造。

    我曾经陪同德国的农业部长一起到农村去参观,他看了农村的生产,参观一些乡镇企业。他把乡镇企业称为我国农村发展的“秘密武器”,上可以给国家增加税收,下可以增加就业,中间可以让农民富裕起来。

    1978年,乡镇企业开始起步发展,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进 入21世纪,乡镇企业成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它促进了农村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改革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能够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通 过以工补农来富裕农民、农村。到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职工已超过1.5亿人。

    张自明:俺生在1955年,兄弟姊妹多,小时候出了正月就要饭,断断续续上学 上到初中没毕业。1979年,俺从村里的大喇叭里听了个词:改革开放。俺借了几十块钱,买了点灭鼠原药,坐火车来到了驻马店市西平县,摆了个小摊,正式当 起了卖老鼠药的。没多久,工商就来要俺出示“三级证明”(县、公社、村三级开的证明信),俺没有啊,就把俺的老鼠药没收了。当地群众给俺支了个招,让俺到 县城的街巷里卖。没想到,只10天俺赚了300多元,当时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钱!当年,俺就成了万元户!

    1982年,收音机里报道农民外出承揽工程的事,俺动了心思。在家学了点技术 就跑到广西柳州,发现当地水电厂多,铁制闸门锈得厉害,防腐却没人做。俺从开封找了个懂防腐的师傅,带上村里的20多个年轻人在柳州开始了防腐“事业”。 一年时间,俺们就把柳州大小水电厂的闸门刷了个遍。俺一下从万元户变成了十万元户,跟俺一起从村里出来的年轻人,每人每月也有300多元的收入。这下可把 大伙高兴坏了。

    1991年,俺琢磨着搞五金设备能赚大钱,就凑了些钱在家办了个搞五金起重的小企业。现在,村里的企业已经发展到了12家,年产值超2亿元,村里近一半的劳动力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这两年,俺又听了个新词:科学发展观,往后俺要把多元化经营、企业文化、环境保护 等渗透到自己的经营中。眼下的金融危机,确实让人很有压力,但也许又是一次创业机会呢。在经过缜密的调查和市场分析后,俺决定再建一座规模更大、更现代化 的大工厂!农村市场大,俺村里就还有不少人没富起来,俺这30年来多亏了党的好政策。只要沿着党和政府给咱规划好的阳光大道走下去,眼前这点风雨算啥!

    季音: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农民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参加过解放战争,亲眼目睹 了战士在前面冲,农民在后面用手推车运粮支持。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为了支持城市建设,广大农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直到现在农民还在为城乡二元结构作 出牺牲。我家原来请了一个安徽保姆,丈夫也在外地打工。为了照顾孩子,她花了不少钱,把孩子带到北京上小学,到了孩子小学毕业,想让他在北京继续念中学, 就是不行,她只好结束自己的打工生活,带着孩子回到老家。城乡孩子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是不平等的,在很多方面,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待遇是不同的。

    这几年,国家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城乡差距逐步缩小,但要根本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慢慢解决,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延伸阅读

    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2003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发布,终结了收容遣送的历史。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将进城务工人员列为产业工人。

    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从工资支付保障、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7个方面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8年12月14日, 星期日 16:57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市政债有望明年推出

市政债有望明年推出

2008-12-12 06:02:52 来源: 中国证券报(北京) 
  •   专家:应警惕地方政府发债后无法偿付而出现“破产”问题

地方政府发债或为期不远。消息人士日前透露,由地方政府以地方财政收入作担保的市政债有望明年推出。

据了解,财政部已在预算司下新设立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处,专司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消息人士表示,此前发行的项目债、地铁债、以信托方式发行的一类金融工具,很接近市政债,只是存在偿债主体的差异,市政债将由地方政府以地方财政收入作为担保

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务院此前宣布了4万亿元的政府主导性投资计划,除中央投资以外,还需要地方配合一部分投资,因此地方政府需要有配套的金融工具来筹资。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步入“寒冬”期,土地出让金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开始大打折扣。再加上国际金融动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整体财政收入必然会受到影响,许多地方政府将面临较沉重的财政压力。专家表示,市政债推出不仅可为地方政府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也有利于扭转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观念。

专家指出,市政债推出后,应警惕地方政府发债后无法偿付而出现“破产”问题。

 本文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钟正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8年12月12日, 星期五 09:02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治国
                          善治国者,内固其威外重其权。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8年12月10日, 星期三 21:35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钟严:《论钓鱼岛主权的归属》

《论钓鱼岛主权的归属》

 钟  严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今年以来,由于日本右翼团体多次登上钓鱼岛,修建非法设施和标记,再次挑起两国间这一争端。本文拟从历史及国际法的角度论述钓鱼岛主权的归属问题。

    一、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我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处,距日本琉球群岛约73海里,但相隔一条深深的海槽。钓鱼岛列岛系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三个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4.3平方公里,海拔约362米。东南侧山岩陡峭,呈鱼叉状,东侧岩礁颇似尖塔,岛上长期无人居住。

    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日本称钓鱼岛属其冲绳县管辖,但日本的冲绳县在距今约125年前曾是独立的琉球国。在日本1871年开始吞并琉球国之前,中国曾与琉球国有过约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最先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便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

    中国从明太祖开始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即专门代表当时中国政府册封琉球王的使节。1534年明朝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中有一段记载他们与琉球使者并舟同赴琉球的文字说:“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标点系作者所加)(1)古米山又称姑米山(岛),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夷人指当时船上的琉球人。文中琉球人见古米山而“歌舞于舟”的归家之喜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琉球人认为只有过了钓鱼岛,到达久米岛后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则根本不属于琉球。

    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可见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

    此后,1562年的册封使郭儒霖所著《重编使琉球录》中又称,“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这段话更清楚地证实,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即现在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

    到清朝,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常识。清朝第二次册封史汪楫1683年赴琉球,并写下《使琉球杂录》。该书第五卷中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而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为“过郊”或“过沟”)即是“中外之界”。此后,1756年赴琉的周煌在其《琉球国志略》第十六卷中也提到汪楫“问沟之意,曰中外之界也。”证实了“黑水沟”是“与闽海界”,以海槽相隔,赤尾屿以西的钓鱼岛各岛皆为中国领土。

    1719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当时对日本及琉球影响极大。该书是经徐葆光在琉球潜心研究,与琉球地理学家、王府执政官等人切磋后写成的,十分严谨可靠。它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该书指出册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从福州出发,经花瓶、彭佳、钓鱼各岛北侧,自赤尾屿达姑米山。书中又注出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即镇守琉球边关之山,而将现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称为“此琉球极西南属界”。

    上述说明,明清两朝政府一直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直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此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2)

    关于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经过严肃认真考证后得出的结论。井上清曾于1972年撰写了一部专著,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他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经过查阅历史文献而断定: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正如井上清教授所云,日本明治维新开始(1868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独立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算1785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的,该图也是采用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颜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话称,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1719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所辖36岛,其中并无钓鱼岛。1875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甚至直到1879年,中国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仍确认,琉球是由36岛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等岛屿。

    琉球王府权威史书——向象贤的《琉球国中山世鉴》(1650年)也采用了中国明朝册封史陈侃的记述,称久米岛是琉球领土,而赤屿及其以西则非琉球领土。向象贤系当时琉球的宰相和最有权威的学者,其观点自然代表了当时琉球统治者的立场。其后,琉球学者程顺则于1708年所写《指南广义》中称姑米山(久米岛)为“琉球西南界上之镇山”,即镇守国界之意;蔡温于1726年所著《改定中山世谱》等史书,均指出琉球疆域内不含钓鱼岛。琉球国当年献给康熙皇帝的《中山世谱》的图谱中也无钓鱼岛等岛屿。日本原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任理事高桥庄五郎经考证认为,钓鱼岛等岛名是中国先取的,其中黄尾屿、赤尾屿等固有岛名,明确无误是中国名,与台湾附属岛屿——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等相同。日本没有用“屿”的岛名,而福建、澎湖列岛、台湾省以“屿”为名的岛有29个,中国古代地图则更多。赤尾屿在中国的古书上写为“赤屿”,据说这是因为该岛系水成岩所构成,故人们根据岛上岩石的颜色称其为赤屿或赤尾屿。

    日本有人指出,中国出版的地图也曾使用过“尖阁列岛”或未标明钓鱼岛,以此作为日本领有主权的根据。在中国历史地图册上,清朝时钓鱼岛曾标明为钓鱼台,为今台湾沿用。在日军占领时期中国出版的地图上,钓鱼岛曾被迫改为“尖阁列岛”或未加以注明,例如当时上海《申报》出版的中国《新地图》便是如此。战后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印制的中国地图,有的仍沿用或受其一定影响。例如,《中国分省地图》1956年第一版和1962年第二版均在地图集最后附加了一段说明:是根据抗战时期或解放前申报地图绘制。正是由于上述日军占领中国的历史原因,造成中国地图中关于钓鱼岛记述有不尽相同之处。这些只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历史的遗痕,而决不能证明日本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

    日本的地图及官方文件中均曾正式使用中国的岛名。据不完全统计,从1935年至1970年日本出版的21种地图及大百科事典中,有2/3没有记载所谓的“尖阁列岛”,有的称“鱼钓岛”。日本方面关于钓鱼岛所属各岛的称呼更为混乱。据说日本最早提出叫“尖阁列岛”,是1900年5月冲绳师范学校教喻黑田岩恒根据英国人称呼的“尖头诸岛”演化而来的。1921年7月25日,日本政府将该岛作为“国有地”编入日本地籍时,才将赤尾屿改为“大正岛”,但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并未正式使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向盟军司令部提交材料时,日本海上保安厅水路部的海图仍使用中国命名的黄尾屿、赤尾屿;1969年,美军占领下的琉球政府的正式文件和告示牌上也使用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名。1969年5月钓鱼岛海域有石油的消息传出后,冲绳地方政府收到石油公司大量要求勘探的申请,此时根据琉球石垣市市长命令,日方开始在钓鱼岛上建标桩,并再次将黄尾屿改为“久场岛”,将赤尾屿改称“大正岛”。

    然而,由于这些岛屿的名称并未经敕令(天皇的诏令)命名,所以1972年以前,日本政府未曾举出各岛详细的岛名来强调主权,而是一直笼统地称为“尖阁列岛”或“尖阁群岛”。时至今日,日本一些地图对这些岛屿仍使用中国名,例如,1984年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地图帐》便清楚地写有汉字并标注了日语发音:鱼钓岛(Uotsuri jima)、黄尾屿(Kobi sho)、赤尾屿(Sekibi sho)。而且现在冲绳县地方政府和日本政府在正式文件中,也都使用黄尾屿、赤尾屿这一称呼。直到1995年2月防卫厅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提出的“防卫厅资料”中,还在使用中国的岛名,即黄尾屿、赤尾屿。(3)

二、日本非法窃取钓鱼岛的始末

    (一)日本染指钓鱼岛,是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延伸,是以战争为背景的蓄谋已久之举。

    日本最早“发现”钓鱼岛,是在日本吞并琉球,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之后的1884年,比中国文献最早记载该岛都迟约500年。

    据日本史书记载,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久场岛”(黄尾屿)有大量信天翁栖息,可销往欧洲,便于1885年要求冲绳县令允许其开拓,并在岛上树立标记,上写“黄尾岛古贺开垦”,日本政府以此为据,称钓鱼岛是“无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占的,而非甲午战争时从中国夺取的。然而,历史事实又是如何呢?根据日本官方档案《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的记载,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根据日本内务省命令所作调查称:“有关调查散在本县与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事宜,依先前在京本县大书记官森本所接秘令从事调查,概略如附件。久米赤岛、久场岛及钓鱼岛为古来本县所称之地方名,……隶属冲绳县一事,不敢有何异议,但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地势不同,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若属同一地方,则显然不仅为清国册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调查时即立标仍有所疑虑。”(4)

    此秘密调查说明,日本明治政府已了解到这些岛屿并非无主地,至少是可能同中国发生领土争议的地区。但内务卿山县有朋等仍不甘心,要求再做调查,以利建立日本的“国标”。其理由是,这些岛屿虽与《中山传信录》所述相同,但清国只是借助这些岛屿作为识别航海方向之用,“并未发现其他清国所属证迹”;关于岛名,日、中有所不同,故无关宏旨;且这些无人岛靠近八重山群岛。当时日本表面上提出的琉球两分方案虽曾表示将八重山划归中国,实则早存得寸进尺之心。然而,调查结果反使山县不敢轻举妄动了。

    1885年10月21日,日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信中称:“经详查熟虑,该等岛屿也接近清国国境。与先前完成勘查之大东岛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对各岛已有命名,近日清国报章,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闻,对我国抱有猜疑,且屡次引起清政府之注意。此刻若公然建立国标,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重要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井上还叮嘱山县,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而要暗中进行,以免引起中国及国际上的异议或反对。同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将奉命调查结果秉报内务卿,要求给予指示:“建立国标一事,如前呈文,未必与清国完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如何是好。”翌日,内、外务两卿联名下令:“切记目前不可建(国标)。”(5)显然,当时日本帝国正在加紧扩军备战,伺机侵吞朝鲜,并最终与清政府决一雌雄,而不愿过早地“打草惊蛇”。

    直到1893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日本冲绳县知事要求将钓鱼岛等划归冲绳县时,日本内、外两卿还将此拖了一年。甚至到甲午战争那年,因日本尚无获胜的把握,故政府仍以“该岛究竟是否为帝国所属尚不明确”为由而加以拒绝。

    然而,1894年11月底,日军占领旅顺口,将清军北洋水师封锁在威海卫内,日本明治政府确信对清一战胜券在握,便拟迫使中国割让台湾作为媾和条件,并在未通知中方的情况下先行秘密窃取了钓鱼列岛。同年12月27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发密文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关于在“久场岛”(黄尾屿)“鱼钓岛”建标桩一事,虽已下令暂缓,“但今昔形势已殊”,对这些岛屿“需加管理”,故应重议此事。这次外务省未表异议,并称“请按预定计划适当处置”。结果,1895年1月14日,日本政府不等战争结束,便通过“内阁决议”,将钓鱼列岛划归冲绳所辖,建立标桩。(6)同年4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及其周围岛屿。直至日本战败投降,日本统治台湾长达50年,钓鱼岛等台湾周围附属岛屿也被日本长期霸占。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钓鱼岛主权争议,是美国在中日之间留下的一个领土“疙瘩”。

    美军占领琉球之后,曾于1946年1月29日发布的《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其中第三项中已明确规定了日本版图所包括的范围,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30°以南的琉球诸岛的约1000个邻近小岛”,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

    随着冷战局面的出现,美国才于1953年12月25日发出一份美国民政府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该布告称,“根据1951年9月8日签署的对日和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并将当时美国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为,包括北纬24°、东经122°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这是美国对钓鱼岛的非法侵占。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的归还冲绳协定(《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中宣布的日本领土范围,与1953年美国民政府第27号令完全相同。这样就将钓鱼岛切给日本的冲绳县。日本政府据此主张该岛属于冲绳县的一部分,并将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划入日本自卫队的“防空识别圈”内。美国将钓鱼岛私下擅自交给日本,结果引起70年代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华人保卫钓鱼岛运动的浪潮。

    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于1971年10月表示:“美国认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7)直到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8)
三、从国际法看钓鱼岛主权归属

    (一)日本窃取我国钓鱼岛,根本不是所谓的“无主地”。

    日本政府关于对钓鱼岛是“无主地”,日本对钓鱼岛的“先占”构成所谓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说法是没有史实和法律依据的。所谓固有,是指本身就有,而非外来之物,而钓鱼岛则分明是被当年的日本帝国窃取的,所以根本谈不上“固有”二字。日本政府称,“日本于明治十八年(1885年)后通过冲绳县当局等各种方式的现场调查,不仅发现其是无人岛,而且确认没有清国统治的痕迹,于是才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1月14日决定在当地建桩,正式编入日本领土。”然而,本文已经引述的大量史实充分证明,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首先,钓鱼列岛从明朝时起便已不是“无主地”,而已由中国明朝政府作为海上防区确立了统治权。这些岛屿环境险恶,长期无人居住,但这些无人岛并非无主岛,况且这些岛最先是由中国命名并编入历史版图的,是由中国首先发现、记载、利用、管辖、保卫的。

    其次,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的约10年间便已深悉以上事实,其对钓鱼岛并非“先占”,而是后来暗劫。因为日本当年在决定将这些岛屿划归冲绳县并建标,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偷偷进行的,事后也未向世界宣布。即便是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3月5日伊藤博文首相《关于冲绳县郡的组成令》中也只字未提钓鱼岛或“尖阁列岛”。

    (二)美日两国之间的任何条约或协议,均不具备决定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的法律效力。

    日本政府称,《旧金山和约》未将“尖阁列岛”(钓鱼岛)包括在根据该条约第二条日本应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根据第三条置于美国行政管理之下,所以美国将托管地区交给日本后,自然是日本的领土,而且中国对此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因而表明中国并未认为“尖阁列岛”(钓鱼岛)是台湾的一部分,只是到1970年出现东海大陆架石油开发动向后,中国才提出拥有钓鱼岛主权问题。

    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中便明确规定,“要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既然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就意味放弃其所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这当然包括作为台湾所属岛屿的钓鱼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历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片面宣布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所谓“施政权”是非法的。早在1950年6月当时的周恩来外长便强烈谴责美国的行径,声明中国人民决心收复台湾及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旧金山和约》是1951年9月8日美国在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一手包办的单独对日和约。同年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便代表中国政府宣布,这个所谓的和约因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所以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绝不接受,怎么能说中国没有异议呢!

    日本政府还时常提起1971年6月17日签署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中包括“尖阁列岛”,企图以此作为国际法上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主要依据。然而,这一点连美国政府至今都不承认,况且,中国的领土怎么能由日美两国的协议来决定呢?在战后领土归属问题上,日本只能严格遵守1945年其所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及《开罗宣言》。

    最近,日本《产经新闻》登出1920年5月20日中华民国政府驻长崎领事的一封“感谢状”,并称其为“具有一级价值”的史料,是可推翻中国主张的“有力资料”。因为这封“感谢状”中提到,“中华民国八年福建省惠安县渔民郭和顺等31人遭风遇难漂泊至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内和洋岛”,这是中国“承认过尖阁列岛是日本领土最有力的证据”。(9)

    人们只要对历史事实稍加分析便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份所谓“感谢状”是根本不足为据的。这是因为,早在1895年日本便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霸占了中国的台湾省,并在此前先行窃取了钓鱼岛,而钓鱼岛又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所以,在这期间所谓“感谢状”中的表述,充其量只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在日本霸占台湾及钓鱼岛情况下的一种认识,而根本不能用它来证明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据史料记载,1941年,同在日本统治下的冲绳与台湾曾因渔业问题就钓鱼岛发生争执,东京法院将钓鱼岛判给“台北州”管辖。(10)由此可见,当时日本在法律上也并未承认钓鱼岛隶属于冲绳县。

    (三)日本难以通过所谓“时效取得”的说法获得钓鱼岛主权,日本右翼团体不断在钓鱼岛制造事端是徒劳的。

    一些分析家指出,日本之所以不断在钓鱼岛生事,原因之一是日本企图为今后援引国际法中的所谓“时效取得”(Positive Prescription)概念占有钓鱼岛奠定基础。其实,所谓“时效取得”之说,只不过是国际上取得领土时可能出现的一种方式,迄今它既未被大多数国际法学者所接受,也无真正按所谓“时效取得”原则裁决的国际判例。更何况“时效取得”本身还有一项基本原则,即“连续地、不受干扰地”行使国家权力。(11)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政府间坦诚、冷静、务实的协商加以处理的。但是,日本却不断有人在政府纵容下登岛建立各种标志,以显示日本拥有实际控制权,一次次刺激中国。日本一些官员把中国的钓鱼岛说成是日本的“私人用地”,日本政府对右翼团体活动无法干预。在中国看来,这等于是继续为日本右翼在钓鱼岛制造事端开绿灯,并潜含着要求中国政府承认钓鱼岛是在日本主权下“私人土地”的说法。中国当然不会接受。

    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既然如此,面对历史留给中日两国的悬案,两国有识之士就应该共同思考,尊重历史与法理,拿出诚意与智慧,不使它继续成为可能恶化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因素,而争取和平地、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

    注:
    (1)陈侃:《使琉球录》,第25页。
    (2)《钓鱼台群岛资料》,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5月,第87页。
    (3)日本《政治经济总览》1996年,《前卫》月刊5月临时增刊,第109页。
    (4)、(6)《有关八重山群岛、鱼钓岛所辖决定》,《日本外交文书》第23卷。
    (5)参阅《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杂卷》。
    (7)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政会,第九十二届国会记录,1971年10月27日至29日,第91页。
    (8)香港《东方日报》1996年9月12日等。
    (9)日本《产经新闻》1996年9月23日。
    (10)香港《文汇报》1996年8月18日等。
    (11)端木正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2页。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8年12月9日, 星期二 13:57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政改“中间道路”:东亚政治发展启示
政改“中间道路”:东亚政治发展启示
来源:南方周末  2008-11-20 15:02:47  
作者:于建嵘 毛里和子

  ——于建嵘对话毛里和子

■技术官僚阶层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民众对他们缺乏信任。

■经济变化会带动政治结构的改变,这是东亚模式发展的结论。

■中国很可能会选择一种介于强化威权主义和走向民主化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教授。 

三元结构:政治利益与政治责任的分离

于建嵘:您是日本国内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出版了《现在中国的结构变动》一书。这本书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大胆剖析,以您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者运用了“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中国。

毛里和子:研究中国问题时会发现很多结构,比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等。

现代中国的结构是变动的,从二元结构变成了当前的三元结构。比如说,原来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变成现在的既有农村又有城市,而且二者中间还出现了许多半城市半农村的地区;农民和城市居民这两种结构中间也慢慢出现了一个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这些都是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过程的明显例证,整个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

于建嵘:中国原有的较明确的社会结构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否由“二元结构”转向“三元结构”则有争议。在有些中国学者看来,如果按照国家与社会这两个基本架构来看,中国的现状是只有国家而没有社会。比如,虽然现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他们并不具有一个阶层的政治特性,没有一个阶层的思想意识,更没有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方式。这种状况正是中国社会碎片化的重要表现。因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尤其是经历“文革”,中国的公民社会就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市场经济加大了这种碎片化倾向。

目前的中国,在经济上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二元结构,在文化上也是各种主义和思想共存的多元状况,但在政治权力上则是一元结构。形象地说,就是一个高度理性和强大的执政集团,一群紧跟在执政集团后面跑的已经碎片化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更大规模的是更加碎片化了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

毛里和子:您这种根据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出来的有关中国目前社会结构的观点,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从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来区分,中国的社会结构要复杂得多。

以政治结构为例,我认为,以前的二元论结构中只有两个阶层,一个是民众,一个是领导层,但是现在二者中间出现了“干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地方政府或公司里负责直接管治社会具体事务。当前中国的社会冲突,并不是民众和国家的冲突,而是民众和这部分管理人员的冲突。

于建嵘:您的这个“干部阶层”可能更多的是来自日本的理解。在中国,按照通常的理解,干部就是官员和领导的意思。而您刚才所表述的 “干部”是不是指官僚阶层中比较底层的负责具体操作的这部分人?您认为这部分人已经成为官民之间的一个重要阶层,他们是国家的具体管理者,相当于低层次的国家公务员,但不是领导者。也就是说,在国家与民众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负责具体管理的阶层。在这个结构中,主要领导人是有政治责任的,下面具体负责执行的人不一定有政治责任,他们可能想如何扩大自己的利益,不在乎政治结果。

我强调的是各级政府和官员都已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曾试图提出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地方各级政府、县乡官员、民众精英和民众多方利益主体的社会行动架构。您现在特别强调了管理官员的重要性,把他们与政治责任承担者区分开来。

毛里和子:之所以提出三元结构理论,是因为我觉得三元化状况在中国可能会持续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的理论也有缺陷,有人认为如果政治上分为三元结构,相应的利益结构也应有三个层次。

这种三元结构,与我早些年提出的“政府党体制”是一致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特色,即执政党与政府一体化,执政党几乎掌握着全部政治资源。这一体制是排斥通常意义上的政党体制的。“三元结构”实际上就是“政府党体制”的具体结构形式。

于建嵘:我理解,您提出的“政府党体制”就是一种“威权体制”。所谓威权主义体制是指在民主的形式下,以威权的方式治理国家。它有某些民主的成分,又不同于民主政体。在这种意义上,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许具有某些特色,但总体来说,它还是一种威权体制。

毛里和子:应该说它们之间有着同构性。在比较东亚及东南亚威权体制时,我们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相似性。比如说,1980年代到1990 年代,在韩国和台湾(地区)都经历了民主化的进程,在那以前的二三十年里,基本上都是某个政党掌握着政府,不仅掌握了权力,而且掌握了人、财、物等所有的一切资源。比方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体制维持了三十年,他领导的印度尼西亚专业集团党,一样掌握着共产主义青年团、总工会、农民组织等所有组织的权力,包括政党、民众团体、基层行政的功能也都掌握在政党一手之中。

我要指出的不同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上的。我们可以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处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社会;强调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三者同时存在的社会。这样的政治价值和文化,当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构成和运作,所以我没有用一般意义的威权体制,而用了“政府党体制”。

于建嵘:确实如此,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特别复杂,民众比较关心眼前的利益问题,而拒绝信仰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工人和农民在抗争活动中都把意识形态策略化,不太强调意识形态的价值性功能,而是强调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的作用,他们的行为是功利和策略性的。

当然,党和国家在 “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对其纲领和宪法做变通性和策略性解释应用,并把其作为主义在中国应用的创新和发展。这反映了中国哲学文化的实用世俗和灵活性等特点。

毛里和子:是的,在中国近现代史当中,从1919年以后的正统党史来看,并不仅仅是民众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在推进意识形态过程中,实际上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民族主义。可以说,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逻辑和合法性基础,都是建立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甚至包括现代化,只是换了一个名词,叫社会主义。

中国政治发展的“中间模式”

于建嵘: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因此,中国的执政者和有些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动员式威权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举国体制能办大事的制度,它能够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的确,威权主义体制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可以通过强力的政治整合维持秩序和稳定,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

也有些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威权体制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除了治理成本之外,还有来自民众的抗争,抗议行动和社会的不稳定等方面的压力。也就是说,经济的自由化,威权体制的治理成本越来越高,尤其是腐败的成本,还有利益集团对掠夺民众利益引发的民众反抗的治理,这些增加的治理成本,都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严峻挑战。

毛里和子:从长远来看,经济的发展变化会带动政治体制较大的变动,这也是东亚模式给我们的启示。在以前的威权体制中,统治社会的成本是相对较低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统治起来就越来越繁琐,治理成本也会越来越高,一些体制内部的人也会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

当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治理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这可以从您深入研究过的信访制度为例。正如您指出的,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国家的正式制度,其本意是化解社会纠纷。可在实际运作中,它反而增加了中国官民之间的矛盾,增加了民众对管理者的不满,这是治理成本增加的一个表现。而且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政府解决信访问题需要在人员、财物上承担很大的负担。这两个方面是中国治理成本加大的重要表现。这样的成本,注定会使中国的现行体制有所改变。

于建嵘:应该说,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有所突破,许多真正有科学精神的学者和有政治责任感的执政者是有共识的。问题是,向什么方向突破,如何突破。

前些天我做演讲时提到,对当前中国政治道路选择实际上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思维。理想主义又有两种,一种是强化威权体制,就是更加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使威权体制更“威权”,如一些学者提出的新儒教;另一种是实现民主宪政,实行现代政党政治、开放媒体、司法独立等。而现实来看,这两条道路都不是努力方向。在我看来,中国的执政者正在选择一种可称为 “法治式的威权体制”道路。这种体制会强调法律的作用,用法治来降低威权统治的制度性成本,比方说减少腐败,树立执政者的公信力,解决社会纠纷。

毛里和子:我认为中国会选择一种介于强化威权主义和民主宪政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加强威权主义体制,从当前的现状来看是不可能的,如果越来越强化控制,不仅治理成本难以负担,而且还会带来体制的不安定和政权不稳。走民主化的道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实现。根据惯例,实现民主化道路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暴力手段取得;另一个是通过协商走向民主化。协商就是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结构的多元化,比如党和政府内部出现保守派、改革派等派别的明显分化,但当前中国统治集团内部这种多元化状况不明显,促使民主化实现的中间阶层还没有出现。因而,也不存在通过非暴力方式实现民主的可能性。

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注意中国政府对信访问题的处理。您曾经提出要废除信访制度这样的观点,但是政府没有采纳。今后信访制度怎么改革,起什么样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信号。2005年发布的《信访条例》,实际上它有两个功能,一方面用法律来保护人的权利,另一方面是要加强中央对官员和民众的管理。从中国法治化进程所得出的经验来看,法律在加强从上到下的统治和管理有效性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而对弱者保护这方面的作用则显得比较薄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必须有胜任这个过程的人存在,包括司法部门和基层政府的各种人,当前这些人的法治意识还很不够,他们用法治来管理和建设社会的经验还比较弱。因此,法治化威权体制有可能会蜕变成用法律来加强威权体制这样一种状况。

于建嵘:如果中国政治发展要走一条中间道路,也还有一个先后顺序和路径问题。从现在公开的政治信息来分析,中国有关政治发展路径的选择并不明确,但其努力的方向还是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执政党的高层在提倡一种党内民主,巩固目前这种共治式的威权政治。其二,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政治控制,强化地方的政治压力,推行一系列的责任追究制,强化地方党政和官员的政治责任。当然,执政者的这种政治选择也许并不符合许多人的政治理想,但却是必须面对的。

如果说,“精英共治”在当前中国还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没有法治基础的“责任追究”式的压力体制会使、底层抗争等诸多问题凸现。

毛里和子:您说,从上到下的共治可能就是一种协商政治,而您认为技术性的措施是实行县级政权的改革和地方司法制衡。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路线。现实会不会这样发展,现在还不能完全断定。

我认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主要有四种设计:第一种就是走比较接近西方的民主化道路。第二种是像东亚各国那样比较平缓的走向民主化,实行选举和现代政党政治,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威权体制,实质上却是一种民主体制,现在的日本就是这种体制。第三种我称之为回归传统,强调德治和法治的作用,如有些学者提出的新儒教理论。第四种是当前通行的中国特色的道路,总之,中国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于建嵘:中国是否存在您所说的这四条道路,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人应按照自己的情况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情况有经济方面的、文化方面的,还有政治传统方面的。但这并不是说,在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时,可以不借鉴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庆应大学博士候选人吴茂松先生、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客员专任讲师徐显芬女士担任现场翻译)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8年12月4日, 星期四 20:03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杨志勇:各级政府应如何分钱?
各级政府应如何分钱?
来源:南方周末  2008-11-20 15:05:25  作者:杨志勇

  

向春/漫画

中央正采取紧急措施,刺激内需。短期内,千亿中央投资巨款必须用掉。各地使出浑身解数,欲分得一杯羹以助地方经济增长。投资项目花落谁家?

楼市危险,更是触动地方政府神经。1994年重心偏向中央的财政改革,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向土地要收入。土地开发不仅带来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还带来一系列税费收入,形成“土地财政”。不少地方政府正在对楼市施以援手,希冀“钱源”稳定。这种岌岌可危的财政模式,自然也急需“分钱”规则的重大调整。

广义而言,调整要点包括四方面:一是各级政府事权的确定。只有确定事权,才能找到与之相匹配的财权和财力。泛泛地强调财权与事权的相匹配,或者财力与事权的相匹配,无济于事。

二是税种的重新划分。当前大税种有向中央集中的趋势,地方缺乏稳定税源的税种,这是“土地财政”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省以下财政体制还过于随意,把这块理清楚,对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大有好处。

直接涉及到“二次分钱”的,是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

立法明确“分钱制度”调整节奏

依靠本级收入,不能满足许多地方政府的支出需要。中央在筹集财政收入上有规模优势,其转移支付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

转移支付规模,首要的是考虑政府及代行政府职能机构所掌握的全部财力。中国应选择收入相对集权但支出分权的财政体制。作为一个大国,中央通过掌握较大规模的财力,可以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话语力度。

税收返还是1994年改革时,为了减少改革阻力而设计的制度。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税收返还应并入财力性转移支付,到取消税收返还的时候了。

财力性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种类繁多,可将不同种类的财力性转移支付合并为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及补偿地方政府代理事务而设立的补助资金。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农等的支付还很分散,缺乏规范。而且,中央与地方财政预算的衔接还不够,不利于地方财政透明度的提高。

随着地方政府理财的约束力增强,可考虑逐步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确立以财力性转移支付为主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框架。

中国转移支付制度框架的构建,首先要做的是通过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确定转移支付制度的路线图,使得各主体明了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趋势,知道整体改革的时间表,让地方政府形成事先的确定性预期。例如,可以规定转移支付数额的确定以五年为期,进行调整。明确的规定要远胜于临时性规定。

建立规范化涵盖省以下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强调制度形成过程的透明度,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有效监督,将会带来制度红利。

省级以下分钱原则

省以下财政,应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效率的均衡。

1994年分税制改革规范了中央与省的财政关系,但没对省以下财政体制作出统一规定。各地出现了财力向省、市(地级市)两级集中的倾向。县乡基层财政困难与此有关。为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不少省份都在尝试新做法,例如,省直管县、乡财县管乡用、激励型财政机制等。

分税制改革之初所提出的“财权与事权匹配”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在考虑财权和事权匹配问题时,应更多考虑财力因素,实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权不意味着财力,要求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其结果可能地方政府没有充分的财力来承担体制所赋予的事权。财力与事权匹配原则提出,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大进步。

财力有实际财力与潜在财力之分。地方财政自身所筹集的收入、从上级所获得的转移支付以及各种补助收入都构成了地方的可支配财力。潜在财力转化为实际财力的程度,要看财政努力程度。与事权相匹配的应该是潜在财力。但是,潜在财力的发现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上级财政要充分地了解下级财政的潜在财力,存在困难。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原则,更多考虑了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更强的激励。所以,现实中应结合主体功能区建设,在财力、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原则下,进一步改革分税制。较大的省应一分为二

在财政上,无论是省管市、市管县,还是省直管县,都没有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省级行政区划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最初为适应军事需要而设立的行省虽然几经演变,但是行政区与经济区不一致,不少省份规模过大,难以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已经到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行政区域的时候了。一些较大的省应一分为二,经济联系特别密切的跨省区域,也有成立省一级政府的必要。

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向,是缩小省级政府的管辖范围。过多层级的行政管理体制影响了管理效率的发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该实现地市级政府的转型,让县级政府拥有和当前的地市级政府一样的权限,二者平起平坐。乡镇一级政府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地制宜,或撤并,或升格。只有在行政区划调整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后,省以下财政体制建设才有充分条件。

独立于各部门的“分钱委”

从长远来看,应该组建独立于政府各部门的中央财政拨款专家委员会,在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专门处理相关“分钱”事宜,在平时,则负责财政转移支付公式的确定和调整,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效率。该委员会应由专职人员组成,决策过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设立这样的机构虽然会增加运作成本,但对于如此庞大的资金盘子,值得。“分钱”效率要提高,透明度极其重要。为了增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及中央在地方投资项目决策的透明度,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中国有必要成立政府间转移支付理事会。理事会由中央政府官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财政部长、财政部副部长)、各省常务副省长(各直辖市常务副市长、各自治区常务副区长)或省级单位(副省级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厅长(局长)组成,负责审议中央财政拨款专家委员会提出的转移支付方案以及相关中央投资方案,并送全国人大审批。

在纵向转移支付上,基层政府目前财力最为困难,中央可以考虑越过省一级,直接面向县级转移支付。在确定转移支付数额时,应充分考虑中央在地方的项目的数量和规模,在地方的中央项目同样会给当地带来收益,增加当地财力。摆脱特殊利益要靠民主财政

财政激励相当紧要。多数地方都采取了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有关的激励机制,或直接将转移支付与财政收入增长挂钩,或将财政收支平衡与转移支付挂钩。这种做法,对发挥地方增收潜力有好处。但事实上,这与地方政府存在的意义存在冲突。政府是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存在的,不应一味追求财政收入的增长。

同样提供九年义务教育,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在数量上没什么差别,但是,“九年”背后的质量可能悬如天壤。义务教育提供所需的硬件(校舍建设、教学设施等)和软件建设(教师素质等),发达地区远远超过了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如此。在财力约束下,人民如何才能享受到质量尽可能高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才是财政激励机制设计的重点。

财税改革需要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围追阻挠。财税体制改革涉及面广,其中牵涉到诸多的利益冲突问题,如拟议中的燃油税就涉及到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资源税制改革涉及不同行业的利益冲突问题,财政转移支付更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点。财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应充分考虑改革中可能遇到的瓶颈障碍,通过公布财税改革蓝图,有计划分步走地加以实施。

财税改革既要考虑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又要处理好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的财税关系,还要致力于构建规范的地区间财政竞争秩序,保持中国经济的活力。说到底,财税改革是要构建法治财政与民主财政。唯此,不正常的“土地财政”才可能得到解决。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 作者: 行云流水 2008年12月4日, 星期四 19:51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海角七号》“媚日情结”之争
《海角七号》“媚日情结”之争
2008年12月03日 09:43:22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海角七号》来大陆公映之际,一场关于“该电影是否隐藏日本殖民文化政治隐喻”的争论正在互联网上激荡

贯穿《海角七号》的日本情书成为这部影片受到抨击的靶子。

    在大陆12月的贺岁电影档期中,一部来自台湾的电影《海角七号》注定要受人瞩目。据台湾“中华影视联合总会”会长王应祥透露,《海角七号》已获大陆有关方面审核通过,并可以“一刀不剪”。

    也许很多人还记得,17年前,《妈妈再爱我一次》曾经风靡大陆。《海角七号》则是继该片之后第二部来到大陆的纯台湾电影。从今年8月在岛内开始上映到11月,《海角七号》创下了台湾华语电影票房纪录及超高人气。

    然而,就在《海角七号》来大陆公映之际,一场关于该电影政治隐喻的激烈争论,正在互联网上风行。

  隐藏日本殖民地文化阴影?

    最早将《海角七号》冠以“大毒草”之名的,是台湾知名的传记作家、凤凰博报台湾博主专栏作家王丰。

    今年10月10日,王丰在其凤凰博报“王丰的蒋学博客”中,发表了一篇题为《<海角七号>是株大毒草!》的文章。他写道:“在我眼里,这种电影是一株大毒草,它即使目的不在颂扬日本帝国主义,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带着一种感伤式的怀旧。所以,我坚决不去凑这种‘热闹’!”

    而在文章发表后仅仅过了两个多小时,王丰又发表博文《<海角七号>绝对是一株大毒草!》,详细解释了他得出此结论的理由。“该片是用日本人的灵魂在思考问题。”王丰引述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许介鳞教授的话指出,“只不过是美日‘次文化’的大拼盘,缺乏的是哲学思想与世界观”,“《海角七号》隐藏着日本殖民地文化的阴影”等等。

    一石激起千层浪。网络上反对、抵制《海角七号》在大陆上映的声音日益增多,正反双方的争论也开始热闹起来。

    “胡同台妹”的观点就和王丰针锋相对。“胡同台妹”是台湾资深媒体人,从事两岸新闻报道近10年。现在北京工作的她,11月17日在其名为“胡同里的台妹”的凤凰博报中写道:“如果你问我,海角七号跟大毒草有何关联,我恐怕会哑然失笑地告诉你,在我的情感、我的心中,海角七号,就是海角七号。”